推开《周易》的另一扇天窗

商宏宽

《周易》是本什么书，历来说法甚多，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审时度势，谈治国方略的治世牧民之书；有人认为是从远古洪荒时代，到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以致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书；有人认为是上测天灾、下测人祸、预知吉凶祸福的卜筮之书；有人认为是探察自然、格物致知的科学之书；有人认为是寻觅认知途径、追索世界本源与道统的哲学之书。最近， 雷元星先生撰写《文明的起点》一书又推开了一扇天窗，送入了一股新鲜空气，让我们从化学的角度来审视《周易》，这无疑会使人们进一步放宽眼界，增长知识，开阔思路。

 魏伯阳

从华夏鼻祖伏羲画卦、文王与周公述《易》，再到孔子写《易大传》、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中华民族在制陶、冶炼、染织、酿造、炼制丹药等实践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了完整的化学知识体系。公元7世纪后，中国的炼丹理论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世界，使中亚、西亚各国的炼金术迅速发展。

公元11世纪之后，西欧人不仅把阿拉伯的数字符号全盘搬入，而且将其炼金术也一同引进，许多炼金术著作被译成拉丁文，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方化学（Chemistry）的诞生，中国古代的易学竟然是西方化学的总源头。

中国的《易经》，西方曾翻译为“变化之学”，因为《周易》就是探索世间万物变化的学问。在易学发展的过程中，本来就有以养生保健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派，最早以《黄帝内经》为代表，进而发展为修炼内、外丹。东汉桓帝时（约147～167年间）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炼丹理论书，著者被称为“万古丹经王”，该书是《周易》理论、道家哲学、炼丹炉火三者参合而成的炼丹修身经典。魏伯阳认为：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炼丹过程正如“以蘖染黄，煮革为胶，以曲造酒”一样，是自然之所为，“非有邪伪道”。并认为相类有关之物质才能发生反应，且遵循特定比例关系，在一定火候下才能完成变化，这些观点无疑是早期化学思想的萌动。

晋代的葛洪（283～343）撰有《抱朴子》及《周易杂占》（后者已佚），从事神仙方药、养生延年方面的研究，晚年弃官后遁入岭南罗浮山炼丹修行，其《抱朴子·内篇》成为炼丹史上的重要经典。该书介绍了《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神丹经》等所记载的二十八种“仙丹”炼制秘诀，总结了较完整的操作规程。他利用金、银、汞、铅、锡、铜、铁、炭、食盐、曾青、磁石、雄黄、雌黄、诸玉、珍珠、云母、硝石、石芝、松脂以及各种植物汁液作原料，制取了许多化学制剂，观察了众多化学变化，得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的正确结论，他还用自然界和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物质变化实例，来证明炼丹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最早制成红色人造硫化汞；利用汞与复盆子未成熟果之汁（含氢氰酸）混合液，制成可溶解黄金的“金液方”；首先发现铁铜的置换反应；这些都是化学上的重要成就。

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456～536）撰写了《本草经集注》和许多炼丹著作，如《合丹药诸法式节度》《集金丹黄白方》等，可惜均已佚失。他曾说：“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他在炼丹学上的成就有：指出金银汞齐的性质及其在镀金、镀银上的用途；提出丹釜须涂铅丹并在高温下分解而生成氧化汞；在硝石水法炼丹过程中，发现钾盐的鉴定方法，这是该方法在世界化学史上最早的记载。

唐初时期的孙思邈（581～682）撰写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医药巨著，他的名言为：“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从”，其寿也高达百岁以上。他把养生方法概括为：“易则易知，简则易从；食啖鲜肴，务令简少；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他曾记述“太乙神精丹”是用雄黄、雌黄、曾青、磁石为原料，经过升华结丹后，便可得到“光明皎洁如雪”的砒霜（氧化砷），因其巨毒，只能制成如黍大的微粒，严限每日只服一粒，用来治疗疟疾。这种方法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在西方有较大影响。

另有一本风水著作叫《平龙认》，写于至德元年（即公元756年），作者马和。在此书的《霞升气》一篇中谈到大气中有“阴气”、“阳气”，水中也有“阴气”，它和“阳气”混合紧密，很难分开。用火硝、青石等物质加热后就可产生“阴气”，这种“阴气”可以燃烧。这里所说的“阴气”就是“氧气”，对氧气性质的认识以及提取方法，比欧洲人早了一千多年。（注：《平龙认》一书曾流落海外，被德国东方学家朱利斯·克拉普罗特发现，并写成《第8世纪时中国人的化学知识》一文，于1807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的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这一事实后来被前苏联学者涅克拉索夫收录在《普通化学教程》中。）

五代时道教学者谭峭著有《谭子化书》，他写道：“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又复归于虚，虚实相通谓之大同”。我国古时对“变”与“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化书》虽然谈的不是现在的化学概念，但确实是讲事物的质变现象，可见道家易学者不仅重视量变，更重视质变。

五代之时有一个麻衣道者，著有《正易心法》，并将此书传授给陈抟。陈抟，字图南，是道家易学派中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研究《易经》善于以图式代替文字，撰《易龙图》一卷，继承了道家易学重视象数理论的倾向，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在宋代的易学人物中，有数学派的邵雍、濂学派的周敦颐、洛学之二程（程灏与程颐）、关学之张载、闽学之朱熹和蔡元定，他们均与陈抟学术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有“则图南不徒为高隐，其实博学多能；不徒为书生，而固有雄武大略，真人中之龙耶！方其高卧三峰，而两宋之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之评价。

《黄帝内经》→魏伯阳→葛洪→陶弘景→孙思邈→马和→谭峭→麻衣道者→陈抟，这是易学发展历程中十分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一支，这一学派的学者们在养生、保健、医药学、化学乃至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读了雷元星先生《文明的起点》一书，牵出了我的这些思绪。本人还想强调的是，易学研究切忌偏见，最好“象、数、义、理”并重，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

众所周知，《周易》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是以大自然为原型、从自然万象中抽象出来的，所以它是阴阳组合、太极对称和分层有序的全息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和谐性与规律性又可以以数的形式、均衡矩阵方式逻辑地反应出来，并且在天文律历、生物节律、元素周期、遗传密码、分形理论等方面均有契合之处。正如符号学家皮埃尔·古罗的评价：“最完善而且在结构上最有逻辑和最抽象的一个系统，是中国人的易经”。

欧洲的哲学权威荣格（C.C.Jung）在1949年英文版《易经》的序言中写道：“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之处。”可见《周易》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是值得我们共同发扬光大的，望有志于此的学术同仁共同努力。谨以此祝贺雷元星先生的新作问世，并能引起读者之兴趣。2006年3月27日于北京

商宏宽，出版社编审、教授，在我国易学研究领域颇具声望与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