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要改革不要刺激

严格讲，改革与刺激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刺激政策的经济学含义，是动用额外资源改变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当美联储以量化宽松政策挽救饱受华尔街金融海啸冲击的美国经济时，所动用的并不是以往的储备，也不是金融机构此前在美联储的货币结存，而是额外的货币发行量，即所谓印钞。对于早已失去造血功能的美国经济，如此刺激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以至于如今美联储的目标是削减资产购买直至彻底退出量化宽松，尽管这一前景现在看上去并不明朗。

中国央行的情况与美联储完全不同。在持续囤积外汇储备的过程中，央行先后采用增量票据和提高存准率的方式对快速扩张的外汇占款加以对冲，以至于央行负债在过去10年里扩张了5.3倍至如今的33万亿元，这一扩张速度是同期GDP可比增幅的两倍。

然而，无证据显示国内消费物价与上述货币紧缩政策呈现正相关关系，CPI主要是受几乎无需贷款的小农经济周期决定的，倒是不在CPI统计范围的房价脱离居民收入疯狂上涨。恰恰是房价的疯狂上涨不断冲击着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底线，宏观经济亦在去地产化的过程中陷入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的减速周期。

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部分央行官员在内，已经意识到过度外汇储备的危害，只是没有上升到紧缩政策的危害这样的高度。

在很大程度上，既然外汇储备扩张是导致货币持续紧缩到央行的主要原因，那么，针对外汇储备制度的改革注定要改变国内货币的基本格局---之前是货币透过增量央票和提高存准率不断囤积到央行，之后是央行将此前囤积的货币注入实体经济。

从这一点看，所谓定向降准也好，全面降准也罢，绝非“额外的”刺激，而应当作为改革红利来把握。

刺激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08年金融危机后被迫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两年内便急刹车的原因，结果是存准率不久就创出新高。

改革红利则不然。一旦确定并实施了针对外汇储备制度的金融改革大方向，以往囤积在央行的货币便失去了继续宏观经济体外循环的依据，对改善货币市场供求偏紧的作用将是长期的。

改革与刺激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看重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后者看重短期改变经济运行态势。鉴于中国经济过往积累的不合理因素很多，因此，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刺激。

比如说，国内消费之所以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工资涨得太慢，另一方面是由于70%以上的间接税将几乎所有消费者变成了纳税人。所以，所谓收入制度改革，一是要改革政府税收过度或超前倚重间接税的体制，另一方面无疑是涨工资。这样的改革具有迫切性。

或许有人会说，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涨工资是很难实现的。其实不完全如此。想想看，如果政府制定一项新的制度，将个税起征点挂钩城镇居民名义人均收入年度涨幅（必须是名义收入涨幅，而不是可比涨幅，否则不足以应对物价上涨），进而将提高个税起征点常态化，几年下来间接涨工资的受益人群必有数千万之众。这显然是一项可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当然，当紧要做的首先是补历史欠账，也就是起码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5000元。

不得不说的是，除收入制度改革外，国内需要改革的领域或事项俯拾皆是，一言难尽。比如说，大力发展共有产权住宅可以更加有效地抑制房价上涨，有效解决居民收入增长短期内不足以实现购房需求的矛盾；强力推行高起点的建筑业预制化标准可以大大减少污染物排放，与建筑相关的排放无疑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在强力反腐败的前提下，以服务外包的方式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可以更有效规避“大政府”的种种弊端，甚至入托难、教育难、看病难、养老难以及诸如此类的二次分配不公平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得到逐步缓解。

以如此思路看待改革红利，中国经济即便是没有刺激也不愁告别下行压力，而政府无需再为究竟是“微刺激”还是“强刺激”玩躲猫猫。不过，改革红利的预期再高，首先要改变的是“政策不出中南海”，既要大胆决策，也要提高执行力。想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吗？“一朝天子一朝臣”无疑是一个选项。既然一些官员墨守成规或出于私利处处与改革暗中较劲，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下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