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胡同

铁凝

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做客，胡同里是安祥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罗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罗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功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等等。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春生来雪里蕻啦。”“笔管儿有猫鱼。”“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种罗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有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

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

    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里屋。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除了作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出人预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