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苏”《六国论》的不同
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北宋的苏询、苏轼、苏辙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重要三席,分别针对七国之事写了《六国论》,阐述了对六国灭亡原因的不同看法。下面分别将“三苏”的论点逐一列出,以期更好地进行分析与比较。
1.弊在赂秦
苏询的《六国论》是三篇中最为著名的,选自《嘉佑集》卷三,属于十篇((}书》之第八篇,原名《六国》,一般通行本均作《六国论》。苏询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至和、嘉裕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ca
}3}93。从此
苏河文名大盛,而《六国》便是其中的一篇。
文章开门见山,直接陈述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又通过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
者以赂者丧,盖世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一个总论点。之后具体分析为什么弊在赂秦:‘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得出诸侯国所应担忧的,恰恰是秦国所希望的,是赂秦而非战。接着通过诸侯国祖先得到土地的艰辛与现在的“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再次形成鲜明的对比,提出赂秦的结果是“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强弱胜负己判矣!”那么诸侯国的灭亡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下文接着分析不赂者以赂者丧的原因,也是分为两种情况。陈忠义在
《‘生苏”<六国论>的分析与比较》中,介绍得比较详细:“齐不赂秦,但‘与赢而不助五国,,‘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就成为必然的结果。另一种情形是,燕赵‘义不赂秦’,但燕‘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而赵中了秦的反间计诛李牧,致使‘用武而不终’,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己。;
Czl这种分析是比较切实中肯的。可见苏询的《六国论》就是围绕“赂秦”这一弊端,进行论证分析的。
2.重士
苏轼的《六国论》选自《东坡志林》之“论古十三首”,名为《游士失职之祸》[3]‘78,各个选本名称不一,但以《论养士》居多。南宋郎哗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中作《六国论》[#]。苏轼论养士,并没有直接说士的重要性,而是先罗列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田横五百壮士,写出士的出现时间之久,数目之多。然而“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轼举了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鹜猛,昆虫之有毒鳌也。”只要让他们各有所用,还是可行的。六国因为重士而存在了很久,而秦国统一后就想要将士人除尽,结果速亡。这是苏轼由士的方面得出的结论。关于士的含义苏轼给出了四种人:“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这与韩非子的《五蠢》《八奸》中的将人分为“五蠢’“八奸”相似。不过韩非子主张将这几种人除尽,这也是秦国所持的法家思想的体现。对于这四种人苏轼认为君主应该选拔他们,重用他们,并且与他们共富贵。如果士得到重用,各尽其职,则“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文章接着又对比论证秦王朝与六国虽然都是暴虐无道,但六国因重士而长存,统一后的秦王朝因疏远士而灭亡,得出士具有重要性的结论。最后指出
秦汉的祸患就是因为不能重用士而又难以约束管制他们,进一步阐明“重士”的论点。
3.讲“势”
苏辙《六国论》论及六国覆灭,首段就言“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文章对当时的天下大势,作了如下阐释:‘失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
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从这句话中可以知道,韩、魏两国是处于秦与其他诸侯国之
间。无论哪一方想要挑起战事,韩、魏二国都是必经之地。而六国的不知天下大势有两点:一是韩、魏不知天下大势。韩、魏本为其他四国抗秦的屏障,但却
依附秦国,使秦兵出入其间,攻打其他四国,从而失信于其他四国。韩、魏灭亡而四国不救。二是其他诸侯四国不知天下之势。不知道厚韩亲魏以摈秦,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5]。结果是秦兵趁天下诸侯相互攻击疲弱之时,攻灭各个诸侯国。总体来讲,苏辙的六国论就是“讲势”,即“厚韩亲魏以摈秦”。
4.反映现实,托史言事
4. 1立场相同:为助六国,抗强秦
三篇((iv国论》都是分析六国应该如何做才可以保存国家,抵抗秦国,所体现的都是弱国面对强敌时的应对之策。为什么会有这种立场呢?首先必须分析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北宋王朝重文轻武,宋太祖陈桥骚兵变“夜五鼓,军士集骚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004,再加上唐末五代大将拭君篡位的乱象,即“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宋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八《五代论》)。因此,在取得政权后,北宋立即执行了“废藩镇,释兵权,罢功臣,典禁兵”的政策[0]。而北宋政治上高度集权,军事上分管而治的政策,则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苏轼父子所在的仁宗至哲宗朝,北宋王朝己经是积贫积弱。从“檀渊之盟”的签订开始,北宋每年向契丹(后称辽)、西夏输送大量岁币、绢、茶。之后对外多次战役亦是败多胜少。总体来说,北宋王朝是弱势一方,如何以弱抵强,是当时士大夫所竭力思考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苏轼父子借论史来言政,给出的策略分别是“不l}‘重士,‘讲势”。
4. 2为言事而立论
概言之,三篇《六国论》的立论观点大都存在偏颇的一面。苏询提出“不赂”,是针对真宗之后北宋对外的“赂敌”情况提出的,希望朝廷废除这种苟安的政策。但通读他所呈上的二十二篇策论,立论大都有些偏航“不赂”就要立足于战,至于北宋军事疲弱的现实情况他是没有认识到或者是认识到而不敢提出的。如《几策》第二篇《审敌》就提出战,但他立论的前提确是“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3}
}zo,显而易见这是理想化的。但他能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式,提出“不赂”的观点亦是难能可贵了。至于苏轼的立论观点同样是有可取之处的,无论何朝何代,人才永远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但忽略现实情况,一味地强调人的能力,也是有失偏颇的。这篇文章提出“重士”,
是针对北宋当时“党争”激烈,士人思想遭受控制,仕途遭遇打击的情况提出的。最后是苏辙写这篇策论,可理解为针对当时北宋承平日久,官吏腐败安逸,缺乏深谋远虑的情况提出的。因为六国是不可能真正联合抗秦热《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v]比喻七国纷争,士人纵横是最贴切不过了。倒是明代李祯的《六国论》分析得更中肯一些“六国皆欲为秦之所为,而秦独为之,而遂焉者”,只不过他把产生这种历史演进的原因归结为上天。因此,三篇《六国论》不必过分纠结于“三苏”立论的偏颇之处,应该重点
关注其行文风格和文章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5行文有重合互通之处
“三苏”文中都善于运用比喻论证,辩论巧妙,形象生动。如老苏文中“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苏轼文中有
“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鹜猛,昆虫之有毒鳌也”;苏辙文中“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都是比较贴切的。“三苏”文章中都提到了“重士”。
如苏询文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天下之谋臣奇才,包含了当时所有的谋五“并力西向”即是合六国之弱而抗秦强。而苏轼全文都是谈论士的重要性。苏辙文中开篇就言“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这种貌似责备的话语,其实还是凸显了士人的重要性!
六国覆亡还有一个相同的原因就是“败于利”。这一点在他们的文章中没有直接提出来,但都在行文中间接地体现了出来。苏询言“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可见六国没有这么做。苏轼则言“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分利于士而长存,秦王朝贪利而重法,故速亡。苏辙则说“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而乃贪疆踢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仍然是对于利益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三篇《六
国论》都有“重f’“言利”,这与三苏的行文思想中都有纵横家的习气有关[[A]。老苏文章风格纵横悠肆,笔力雄健,气势磅礴。而苏轼本篇史论是层层推
进,行文曲折,显然己是老练的政治家手笔,所以这种纵横家习气体现地较为含蓄,但行文中仍大有纵横家的雄辩气息。苏辙文章是讲究“气”的,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就有“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再观苏辙本篇文章,立意就是从全局着手的,不纠缠于一国一事,而纵论天下大势,很有气势,颇符合他汪洋澹泊又有奇气的风格。
郭绍虞在三苏祠题的对联“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骄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古人讲究书香门第,家学盛行。苏轼兄弟文章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老苏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也可能是有意为之。另一个在“古文运动”中,“三苏”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他们所推崇的就是孔孟儒学,所修习的是韩柳文章。此三篇
《六国论》立论点的不同可以理解为当时文坛“文以明道”,不因循守旧,并推陈出新,反映现实的理念的体现“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6结论
通过对“三苏”的三篇的《六国论》的对比与分析,可以较好地了解三篇文章的异同,对于不同的方面应该重点研究,但不可忽略其文章相同的地方。对于中国文学史上“一门三学士”的奇观,要从具体的作品入手,而对三人写的同名的文章《六国论》的研究,尤其是对文章相同相通之处的研究,就显得更有价值和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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