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父亲讨公道杀了大人物的刺客，何以被特赦？是公道本身？还是民心所向？

七十多年前，在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人们可以为公道而奔走呼救，为正义者救赎，而今，这个标榜公平公正的和谐时代，又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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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女施剑翘

转载：

天津法制报【2006-4-15】

一、孙传芳血溅佛堂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天津市内城东南角草厂庵佛教居士林里，一群善男信女正端坐听经，突然三场枪响，大殿里顿时乱成一团，人们争相逃命。只有北洋军阀、苏湘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坐在太师椅上没有动，他已经饮弹身亡。
　　此时，一个身穿蓝布旗袍的中年妇女从死者身后站起，高声喊道：“我叫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打死孙燕。详细情况都在这传单上写明。我不走，你们可以去报告警察。”说完便将手中的油印传单扔散出去。不久，来了两名警察，那位妇女从容地交出了手枪。一些跑开的人又回到佛堂来拾起传单，上面写道：
　　父仇不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署名上有她的指印。另有《告国人书》和一名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的照片，这是施剑翘的父亲。　　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标题是：
　　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　　施从滨有女复仇　　孙传芳佛堂毙
　　连发三枪皆中要害当场身死　　行凶之后散发传单坦然自首
　　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二、施剑翘十年复仇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慷慨激昂，方寸不乱，所言震人心魂，举座皆惊。　　“我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孙传芳为扩张地盘，兴兵北犯。父亲奉督办张宗昌命令迎击孙部，因孤军深入，断了后援而被俘。孙传芳下令枭首示众，将人头悬挂多日。当时人已二十，闻讯痛入肺腑，决心为父报仇。由于仇人拥有重兵，势力强大，我就求助于儿时曾寄住我家，经我父亲教养成人，后由我请求张宗昌委派为团长的堂兄施中诚。不料，他被年升为烟台警备司令后，只图个人享乐，意忘了往日的恩情和诺言。

　　一九二八年，我随母亲移居天津。农历九月十七日，是父亲遇难三周年忌日。想到年复一年，父仇无报，在屋里大哭不止，被当时借住在我家的同乡同姓人施靖公听到。他是阎锡山的中校参谋。他对我说，他曾受过我父亲的培植，对我很表同情，我如愿以身相许，他决心为我父报仇。我报仇心切，觉得机会难得，就决然冲破了同性不婚的藩篱，同他结了婚，迁居太原。又不料他也是随着自己官运亨通，越来越贪生怕死，最后也自食其言。岁月旭流水，倾忽十年过去，父仇仍难得报，思之无限痛心。失望和悲愤中，我写了一首诗：一再牺牲为父仇，　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原望求人。

　　就在今年，我得知孙传芳兵败下台寓居天津，我毅然只身离开太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亲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和尚见我念经后仍跪哭不止，就劝我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亡灵。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吗？” 　　“听到这里，我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林的理事长。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我让弟弟将母亲接到了南京。我买来油印机，写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的遗嘱? ！?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是我预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午饭后还未停止。我估计孙传芳可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我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我很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的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许可后，我缓步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脑和背后各开一枪。　　这便是全部的经过。” 　　听完陈述，检查官顿生疑窦。

三、两方舌战法庭

　　施剑翘哪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检查官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从容不迫，侃侃答对：　　“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我的本家兄弟和我礅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象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　　“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 　　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讼诉。

　　施剑翘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提出答辨状。指出起诉书中未说明自首情节。在庭审中，被告的辨护律师也有同样的意见。检查官反驳说：“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阵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重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写状和陈言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断处。

　　在审理过程中，国内妇女。教育各界及一些民众团体分别发出电报、快邮等，向国民政府呼吁释放或特赦施剑翘。当时的刑法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后，即从轻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被告施剑翘当庭声明不服，上诉于河北高等法院。被告辨护律师指出：“检查官认为被告非自首，殊属失当。被告在刺孙之后，在场人众均纷纷逃散，被告却未离开现场，而是要别人去报告警察。警察到后，她即主动交出枪支，自认犯罪。这怎么能说不是自首？况且被告散发的传单也写明：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说明她自首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她杀人后不离现场，让别人代为报警，应该说这是间接自首。试问在这种特殊场合下，被告怎样才能实现她自首的意图？”

四、赦案犯顺水推舟

　　高等法院受上诉，再度开庭，传讯证人，审理终结，改判上诉人有期徒刑七年，施剑翘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中华民国讼诉制度三审终审制）。
　　在这期间，国内各民间团体继续向国民政府呼吁，要求释放施剑翘的声浪日高，发往有关方面的信电与日俱增。国民党要人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也向政府吁请。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也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国民政府下令将施剑翘特赦。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称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一九五七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一九七三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