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时候在《南方周末》上看了一篇叫《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的文章。当时没有怎么注意，可是后来一些事情逐渐的加深了我的意识，让我感觉到类似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的身边，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下面是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失踪8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的归来令人震惊。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8年期间的生活内幕，并认为自己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娜塔莎的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显然，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显然，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6位银行职员当人质。6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条件A，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条件B，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条件C，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条件D，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8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沃尔夫冈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然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所谓“贞洁城堡”（他们生活过的地下室）正是建立在对他人权利彻头彻尾的剥夺的污泥浊水之上。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他们生活过的地下室）。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人们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放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娜塔莎的故事讲完了，我再讲一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县教委为了提高我们县高中的教学质量，从原来的两个高中（第一高中和第二高中）选出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在新县城组成了一所新的实验高中，而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些学习好的学生是可以报考实验高中的。可是，由于我们老师被第二高中的老师贿赂收买，所以，都让我们报考第二高中，没有去鼓励好的学生去读实验高中，还说什么“二中5年之内倒不了”之类的话。于是我们这些学生傻乎乎的都去第二高中读书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阴差阳错（估分失误，志愿没报好），我去实验高中复读了，我发现那里的老师的确比第二高中的老师优秀。还有完备的硬件设施，开放的校园管理和学生们反叛的意识都是非常不错的。

    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明白了升高中的时候我们初中的班主任老师被第二高中收买了，我们被初中的班主任老师欺骗了。我们这些好学生成了第二高中重振学校的棋子，抢这些好的学生生源去和实验高中比升学率，有意思吗？！ 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被自己的高中利用了，过去了近十年，我才翻然醒悟。我愤怒了！

    当我怀着愤怒的心情在二中的QQ群里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知道了更多----二中诱骗的学生不止我们一个初中，还有其他乡镇的初中。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基本上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倒是有人激烈的反对我的观点，甚至骂我，赶我出群，不让我在群里发表言论；稍微好一点的同学也有，劝我事情都过去了，就别再提了。是啊，我也不想提，可是不是为了那些心里还犯晕的人吗？想启发一下他们啊！结果竟然有人说每个人对二中的感觉不一样，不要这样说二中。我当时十分生气，前几天又和一位同学聊到这个问题，还是说咱们对二中的感觉不一样，不要那样说“二中”，还说要是再说他心里会难受。是啊，多明显啊，对二中有感情了吧，是不是在捍卫二中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可是在大前提错的情况下，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是对的！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真的去了实验高中，谁会想到我们那些聪明的孩子会不会真的有人成为数学家？科学家？至少去了就会有机会，不要说我是在幻想，我们县的教育水平不好，但是也是出过数学家的。

    大家把我讲的故事对照娜塔莎的故事，看看那些在群里反对我的观点的人是不是心理上有“类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你看这些学生进校的时候是不是面临比较严重的升学压力（即使比较优秀的学生）？你看我们愚昧的接受的是不是“一面理”的情况（我们根本不了解实验高中）？你看那时候老师是不是很有压力的为我们上课，给我们很多“恩惠”？这个几个重要的条件都具备了，产生这种心里也很自然。我可以理解他们，但是我不能拒绝真理，我就是要把事实讲出来，把事实弄清楚。我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复杂，当愚昧和感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复杂的心境会让让人们忘记了理性。哎，骂我的还是大学毕业生呢？ 我想，大学上到这种程度，土到家了，我无话可说！

    对于那些曾经的卑劣的初中老师（我们初中也是为了提高升学率，镇上组建的实验班，没有想到真是为了升学率，不是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学生，更不是为了那些聪明孩子的前途）和曾经的无耻的二中校领导，我就不说了。我这里只是为了让那些曾经被欺骗过的人脑子清醒一下，你说都大学毕业了，脑子怎么还是一团糨糊呢？悲哀！悲哀啊！

     我很尊敬老师，教师节的时候，我都会怀念我成长过程中给我重要影响的的老师。然而对于那些不值得尊敬的老师，我同样的鄙视他们，他们不配这么崇高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