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元曲，各个时代有着各个时代的特色和招牌，继秦汉之后，作为中国在政治上相对稳定第二时期的唐宋，唐诗、宋词和先秦散文一样，是稳定发展时期的文化产物。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词即为曲子、曲子词，来自民间，自然带着民间所有的粗鄙俚俗，配合燕乐歌唱，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而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

王国维所言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指的是李煜将那些在社会底层的音乐写成词，从而将词带到了士大夫的世界里，中国的文人向来讲究“风雅”，风雅也就是《诗经》中的所指的国风和大雅、小雅。不可否认李煜和其父亲李璟将词带到宫廷之中，从而改变了词的命运。

张炎在《词源》中写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虽然被李璟父子从市井街头带入了皇宫大院，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诗雅词俗到了北宋时期仍一直是一种很难动摇的格局，尽管很多词人意识到，过多填写艳情之词实在有违儒家的风雅，但是词俗的属性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宋词如今之所以能和唐诗平起平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苏轼。

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嗤之以鼻，认为扩大了苏轼的功绩。

众所周知，宋词分有婉约和豪放两派，柳永的婉约，大多以节奏较慢的词牌进行填词，宜十七八女郎，手执红牙板，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轼的豪放作品大多以节奏较快的词牌居多，须关东大汉，抱铜琶铁板，高唱“大江东去”。

“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可见柳永的词在当时的市井街头的流行程度，柳永之后填词婉约者数不胜数，而东坡之后，填词豪放者，寥寥无几，出名的就辛弃疾一人了。

如果单以豪放作为苏轼在宋词史上的唯一贡献的话，那苏轼的确不应站在柳永之前，可是苏轼的在宋词史上的贡献远不止这些。苏轼和柳永不同，苏轼不是职业的词人，他是文人，有着自己的仕途，所写的东西也都赋予一定的士大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我们不难发现在苏轼的词中，尤其是他遇到了打击，受到挫折的时候，所填之词，老庄思想显露无疑，无论是那首千古中秋绝唱的《水调歌头》还是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定风波》，我们都不难看出，苏轼一旦遭遇官场的失意后，他的老庄无为思想会有所上升，但是他依然乐观的看待自己的生活。

这就不同于柳永之词了，不是仅仅婉约和豪放的不同，而是属性上的不同，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而苏轼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也将变“伶工之词”从根本上转化为“士大夫之词”了。

苏轼的士大夫的之词大致分为三类：

1.       言志

这类词在苏轼早期作品中比较多见，比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写到了苏轼愿意平定外族的侵略。“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而“以诗为词”的苏轼更是将士大夫安定天下的志向写进的词中。而这在先人之中是很少见的

2.       咏史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词，细细品位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苏轼在赤壁怀古，对周瑜用尽了一切褒词，但是落笔还是停留在了自己的身上，自己渴望能和周瑜一样建功立业。

3.       寄物

这类词在苏轼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比较有名的就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作者当时在政治上遇到了极大的挫折，写下是词，在此词中，苏轼将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向寄托在了孤鸿的身上，通过对孤鸿的描写，抒发自己的志向。

虽然苏轼的士大夫之词的种类大致有以上三种，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核心还是言志，无论是怀古还是寄物，都离不开作者抒发自己的情感。

苏轼的作品中这些士大夫之词并不是占有绝大多数，但是正是他对词的一些小小创新，彻底改变了诗雅词俗的格局，彻底改变了词的命运，将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词，化为士大夫之词，将宋词拉到了和唐诗一样的地位。

如果说李煜改变了词的地位的话，那么苏轼的贡献就是改变词的本质，从而大大提高了宋词的地位，这样看来，之后的秦观，周邦彦等人虽然表面上是学柳永的婉约，但是骨子里还是透着苏轼的雅。他们在用词，修饰上和柳永的一些俗语完全不同。

苏轼在宋词史上的地位绝非创造豪放的词风那么简单，他开创了士大夫填词言志的先河，将宋词拉到了和唐诗一样高的地位。

大三时候写的，帮别人做的古典文学课的考试论文吧，当年的行文还算流程，现在已不行了，苏轼在宋词的地位，也是通过电视了解，并觉得这个观点实在无法辩驳，作为当年苏轼的铁粉，就坚持了这个观点，现在在电脑偶尔翻出，也就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