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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经典无书不谋略，有谋皆加减。

　　儒家：加法类大境界谋略

　　儒家智慧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载体。之所以说它是加法类的大境界谋略，因为它谋的第一是人心（仁），第二是天下，第三是制度（礼）；谋人心是做加法，谋天下是大境界，谋制度是求长治。但由于儒家智慧以加为本，当施政者不能仁时，它不能提供任何补救措施。

　　法家：减法类中境界谋略

　　法家的智慧对外表现为“战”，对内表现为“专”。“战”就是“砍人头”，用毁灭性战争消除任何抵抗，征服天下。在法家大行其道的秦国，砍数万甚至数十万敌军的脑袋是经常的事。“专”就是“捉人手”，一是把别人的手都束缚住，大权都揽在自己手里，二是防止身边的人向自己的权力伸手，防止权力被偷。所有这些，都是做减法，或者防止别人对自己做减法，但没有达到自损型减法的上乘境界。它的问题是，只能让人恐惧，不能让人爱戴，因此，它所有的战利品，包括国土、王权和财富都像是赃物，没有安全感。

　　道家：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道家智慧的核心是“损”。内损自己的欲望，外损器物甲兵。两件事情做成一件，天下便太平，人生也幸福，内心没有欲望，再好的声色犬马也不会引起纷争；如果物质贫乏，你即使有欲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争。当然，如果内外都损，那就可以实现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问题是，人可以长大，但不能长小。婴儿从无为到有为是一个成长过程，社会从贫乏到丰富也是这样，像老子建议的那样实行“愚民”和“弃利”的倒退政策，是不现实的，就像返老还童一样不现实。总起来看，道家是想用不及来纠正过分，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政府的休息政策是上乘境界，用于社会改造则是下下之策。求于己是仙丹妙药，求于人则是歪门邪道。改革前的中国是贫穷的，也是愚民的，争斗非但没有停止，甚至更激烈。

　　禅宗：减法类上乘境界谋略

　　有一次，乾隆皇帝在朝廷上议毕正事，余兴未了，又想卖弄一下才学，于是笑问道：

　　“众爱卿，朕出个题目，谁能回答上来，赏他正午陪朕一起用膳。听好了，世界上什么人对你来说最重要？”

　　玉阶下一阵被压抑的骚动。过了一会儿，一位大臣奏道：

　　“启奏陛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您老人家哪！”

　　乾隆笑了，“是吗，你回家之后，见到夫人小妾，燕语呢喃，还记得朕么？”

　　另一位大臣马上出班抢奏：“小臣知道了，世界上对小臣最重要的人是夫人和家人。”说完，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两眼左右大臣，心想你们嫉妒吧，中午那顿免费午餐老子搞定了。

　　乾隆笑得更响了：“那你是说，朕对你不重要？”

    这一笑，对于那位大臣犹如五雷轰顶，膝盖一软，扑通跪倒，连叫：“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平身吧，”乾隆十分得意，“回答不了吧？我告诉你们，世界上对你最重要的人，是你身边的人。在家，家人对你最重要；在朝廷，朕对你最重要。如果你不小心落到一伙强盗手里，那时，强盗对你最重要。所以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总在你身边嘛。”

　　这个故事其实是对禅学的一个生动注释。禅学可以说是用佛教语言表达的道家学说，不同的是它更关心人生，而不像道家那样更关心政治。它的核心智慧是“空”。这个“空”，要重读，是动词，就是把你自己像一只杯子一样彻底倒空。这是彻底的自损型减法，不要求于人，只要求于己。

　　不过，倒空了干吗，装什么？装当下。一切都是空的，只有当下是实的。身边的人，就是当下的人。当下就是一切，所以，要把你的一切都倾注在当下。这就是禅学的精髓。因此，你当下所从事的事情，就是你人生的全部意义，要贯注你的全部心力。结果，每件小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是，时间是一条河流，空间也是无限的，当下毕竟只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点，如果永远只看这个点，就像一个人永远低着头走路，既可能忽略远方的美景，也可能遭遇慢慢接近的危险。

　　显然，上面提到的中国四大传统智慧和谋略，谁都不能单独解决社会和人生的全部问题，就像任何一味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一样。儒家、法家、道家和禅宗，像中国四大传统中草药：儒家是补药，可以让健康的人更健康，但不能让病人恢复健康，因此，它不可以用于戡乱，可以用于守成；法家是春药，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爆发惊人的力量，但也可能掏空你的身体，让你不打自倒；道家是泻药，可以化解贪欲过度者的积郁，但很难进补营养不良者的虚弱；禅宗是解药，假如你中了情毒、权毒、名毒和利毒，昏迷不醒或执迷不悟，可以服一丸禅学而解之，但是它只能解人生的毒，解不了制度的毒，只能解构，不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