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三联看到子尤的书《谁的青春有我狂》，又此前在三联周刊看到一期的封面人物即是他。加之此前曾经听说他是李敖来北京所见的一个中学生。于是忍不住在网上搜了一下子尤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子尤是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北京孩子，有一点文学才能，他的父亲是北大教授，母亲是吴敬琏的秘书。

记得子尤去世时，我看到了《中华读书报》所刊登子尤父亲的感言，他说“我知道，上帝垂爱吾儿，在星光灿烂的时分将他接上了天堂，使他得着永远的宁静和自由。”。当时我就觉得此言虽然美好，却轻飘飘得让人感不到伤痛，有一丝不伤筋动骨的凉薄感觉。

这次搜索子尤的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个父亲，和子尤感情并不好，他和子尤的母亲在一次天安门广场的静坐中认识，迅速结婚，生下子尤，但是在子尤几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不知下落，然后便与子尤母亲分手，对子尤也是甚少闻问，这次子尤生病，住在离医院很近的一个地方的父亲却很少看过。子尤对他的父亲是有芥蒂的，在提到父亲时，子尤常说，“我们不是父子”、“我没把他当爸爸”。

看来我的那一点敏感，并不是虚的。

曾经以为天下的父亲总是和母亲一样爱子女的，不爱的人却只是少数，却越来越多的发现，父亲弃家远比母亲多，母亲即使弃家，都要不辞辛苦将孩子带走。而父亲却不。也许对他们来说，世界更加广阔，孩子只是其中比较累赘的一部分。尤其是这个哲学家父亲，他是业内的红人，常常出国，甚至在努力创建一个新的领域，对他来说，一个对他怀有愤怒的儿子，自然是不那么重要的了。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心多考虑事业、学术更多，或者男人终对孩子没有十月怀胎的痛苦，或者母性的伟大，因而更容易放松自己对自己所诞生的一个小生命的责任。

子尤的母亲柳红，她和子尤相依为命，会允许子尤作各种特殊的事情，比如将脸花成花去学校，并且亲自帮他画。子尤生病之后，身边的朋友想安慰她，但是渐渐发现他们母子不需要安慰，因为他们常常潇洒的探讨生死，继续生活。在子尤去世后，写下诗歌纪念他“作你的母亲，我受宠若惊”。子尤病后，作为吴敬琏秘书的柳红停止工作，迅速联系各方确定诊治方式，然后极力抢救子尤。病中的子尤仍然在读书，写文。子尤甚至觉得自己生病也是幸运的，因为在短短的日子经历过那么多别人可能一辈子无法经历的体验。在5月一次晕过去又醒来后，他写过一篇《我死了一次》的文章，他说，“我体味了死亡”。而最终去世之前，他留下一篇《生亦漂亮，死亦漂亮》。他说自己得到了上帝的礼物：肿瘤。我佩服对死亡持如此干脆漂亮态度的人，和他相比我日常庸碌的烦恼，苦闷，简直不足一提。生命是天堂或者地狱，就在于人的心中。

子尤患病之时，曾经写过一篇《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质疑周国平对妞妞实际是放弃了治疗。周国平非常委屈的认为自己当了子尤父亲的替身，代人受过。我看了子尤的文章，不由得也对他的感觉感同身受，也许子尤的评判是和父亲有关，但是这个“哲学家父亲”的名字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大的哲学是对生命的尊重、怜悯，和对人事的理解，可曾做一些努力呢？而感觉更像是以妞妞的生命消失，痛自己的命运，要担负失女的痛苦，产生的哲学家的困惑和痛苦。

子尤在文中谴责的“哲学家父亲”，确实有一点道理，哲学家父亲们沉迷在哲学久了，反而忘记了人世间的简单道理。

周说：“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生命的尊严既可表现为与死神搏斗，也可表现为与死神和解。”，这句话很美丽、也很尊严，但是在具体的情景下，却仿佛更像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我相信任何母亲，凭着简单的天性，在这样的情景之下，都无论经历任何痛苦思索也会选择拼尽全力救自己的儿子，或者即使无法痊愈，也要给他最后一段快乐时光。

在一本叫做《千万别教坏孩子》的书里，我看到作者对子尤做法的一些评价：“从报道上看，子尤的确享有了来自家庭、老师、同学的宽容，而这种宽容，“至少有一部分是‘特别待遇’”。从这个角度看，子尤无疑是阳光的、幸福的。然而，与此同时，子尤是不是也要学会宽容他人？否则，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是不是真的会写满健康、快乐和阳光？……子尤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作者是“哲学家父亲”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是指周国平，实际上也暗指着他自己的“哲学家父亲”。因此，子尤对周国平对待妞妞的生命态度的批评，也就同时指向了自己的父亲。如此激烈的批评，无疑是一种“指桑骂槐”的恨。而无论是邓先生还是周先生，都告诉我说，不愿子尤带着这种恨生活，更不愿他带着这种恨“上路”，所以，他们不赞成子尤发表这篇书评，以免进一步“渲染”对父亲的恨，从而影响他的心情。……而要做到这一点，他的母亲就必须首先很好地带起头来。毕竟，婚姻的失败不太可能只是某一个人的错，即便是某一个人的错，也不应该将它转化成恨，更不能将这种恨，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恨是一把双刃的剑，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所心爱的孩子，以及永远也割不断血缘亲情的、孩子的父亲。……遗憾的是，在几乎所有关于子尤的报道中，我始终没有读到妻子对前夫的宽容。这是不是最终导致子尤不愿宽容父亲的原因之一呢？”

其实子尤所写的文章，丝丝入扣，道理文章，指向的是周先生对生命的态度，也许其中确实有对父亲的感想在里面，却无法用“指桑骂槐”来形容。因为他所引例子，所谈问题都是妞妞，是对待癌症的问题。也许两个作为“哲学家”的父亲在对事的态度上，有一点共通的“冷漠”和“逃避”，并且通过哲学的字汇来给自己创造心灵的安静。

我不知道子尤的母亲是否有过对前夫的宽容，但是如果这个父亲确实在离家出走后对子尤甚少闻问，那是否子尤拥有对他不宽容的权力呢？而旁人又是否有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对其进行妄自猜测和评判“是否因为母亲对前夫的不宽容，而导致了子尤不愿宽容父亲的原因呢？”用这种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话语去要求已经在战胜艰难的子尤母女，为何不可以去要求一下那个父亲，如果在自己的责任上做得更好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