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诚勿扰》强大的中国内地影院攻势下，拷贝发行数量处于劣势的中小成本影片《叶问》内地票房收入超过一亿元。甄子丹也凭这一角色在香港影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华语影坛终于等来了久违的的新银幕偶像。时隔不到两年，该片又有了续集。然而，影片凶猛抢滩的影片同时却让人有着让人难以释怀的焦虑。

《叶问》的编导是聪明的。中国内地导演以往只看到了演员、导演、服装、道具和摄像这些欧美成功大片的主要商业元素，忽视了影片作为艺术商品的本质。显然拍电影不是盖房子，不是把水泥砂浆搅在一起就能做出好电影的。《叶问》的成功除卡司阵容外，还多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一是角色本身的名头，一是极大程度迎合了中国内地观众的意识形态。

影片《叶问》出现之前或许不是很多人听过“叶问”这个名字。直到影片宣传初期，观众这才了解到李小龙诸位师傅之中有过这么个师傅。按照思维惯性，徒弟能打，师傅肯定不怂。同时，大概片方看到了《霍元甲》等影视作品的成功，于是在影片中十分巧妙地在片中加入并放大了民族矛盾。这两条，尤其是后一条，极大程度牵动了观众的神经。

叶问其人 

有关真实叶问的生平细节很难寻觅。但可以肯定的是，《叶问》里的叶问是经过深加工的叶问。甄子丹扮演的那个人物跟真实的叶问大相径庭。叶问不是民族英雄，他只是个平凡的中国人。

叶问11岁时随陈华顺习武。两年后陈华顺中风，叶问只好跟二师兄吴仲素习武。1909年，16岁的叶问被父亲送去香港读书，投奔嫁给港商的姐姐。在香港，叶问结识了师公梁赞之子梁璧，尽得其传。20来岁时，叶问去日本求学。不久，中国政局稳定后，叶问回到佛山。

影片中叶问的故事始于1938年。此时日军占领佛山，生活艰难的叶问晚上借富商周雨耕父子的花纱店传授咏春拳。《叶问》主要讲的便是这段时期的故事。跟电影中深沉内敛的叶问不同的是，叶问年轻时时性格张扬，好打抱不平。有军阀调戏他表妹，他打了军阀。军阀倒地后觉得丢脸，于是拔枪。叶问及时压住手枪转轮，把枪芯压弯。上了年岁的叶问显然圆滑世故了许多。日军听闻叶问武功高强，于是找他担任宪兵队武术教练。叶问拒绝后，日本宪兵队派武术高手跟他比武，许诺叶问战胜可自保，若被打败要任凭差遣。此时叶问50岁，颇识时务。叶问点到为止，赞对方承让后，在群众掩护下及时脱身，逃离佛山。

日本投降后，叶问在国统期做了佛山警察局刑警队队长。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叶问怕遭到中共清算，撇下妻儿和四个儿女连夜逃至香港。叶问在香港又娶了一个上海来的女子为妾。这跟片中那个爱家护犊的宅男形象大相径庭。

叶问终究不是中国的救世主。他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身上有强烈的中国农民性。这点逾老逾明显。电影将叶问神话成中国的极品好男人，这其实是在否定那个被困在时间那端的历史局限里挣扎不得的魂灵。

民族主义

《叶问》中牵涉的意识形态看似十分“政治正确”，实际却有很大问题。影片加入了日军凌辱中国人的诸多桥段。这些桥段递进式地为影片最后叶问毒打日本军官那场戏铺陈了情绪。影片最后，叶问毒打日本军官时博得了观众的集体喝彩。这种处于意淫层面的泄愤让人看了心情凝重。

《黄飞鸿》《霍元甲》和《醉拳II》等影片都有此类民族情结，但这些影片多半还是在发泄对清政府无能的不满，强调民族自强。《叶问》则把这种民族悲情上升到了近乎法西斯主义的种族高度。影片里的叶问也完全穿越了时代。他肆无忌惮地满足中国观众的意淫心理，成了一个战无不胜，无往不利的民族打手。

更加可悲的是，《叶问》一片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适应中国内地市场需要发展而来的。香港电影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产物，因而香港电影实际并不具备属于自身的意识形态。香港电影的意识形态是紧跟市场的。港片有着适应本土市场、东南亚市场、欧洲市场、美国市场和中国内地市场等多元化的定位。因而很难说《叶问》是对香港电影的叛离，对中国内地市场的迎合。《叶问》里大举调动的民族情绪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票房。

单就票房而言，《叶问》是香港电影一次出色的尝试。香港电影行业自香港回归前人走茶凉后，逐渐失去了海外市场。香港本土市场又不足以支撑庞大的香港电影行业。此时恰逢中国内地在挽救内地电影行业，于是香港电影人看到了契机。可是，中国内地高度自我封闭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让香港电影人无所适从。香港电影虽然多元，但太过开放，很难被实行家长式文化管理，对本土电影施行保护，且连电影分级都根本没有的中国内地大举引进。《叶问》对民族自尊心的大胆利用讨好了内地政审机构，讨好了内地观众，让香港电影人找到了一条康庄大路。

民族自尊始终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隐痛。王蒙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那种受伤的感觉，我觉得严重。我觉得比亚洲的许多地方都严重。原来以为自己的文化非常好，以为自己的国家非常伟大，结果后来跟欧洲的列强一碰啊，不堪一击啊，丧权辱国呀，只能够赔人家钱啊。那种受伤的感觉，简直就活不下去了。”这种挫败感一直绵延到了今天。时至今日，在自言大国崛起的中国，百姓仍旧有着一触即发的民族自尊。

《叶问系列》的出现说不上是中国人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还是倒退。因为一件事物存在既有道理。可从放眼国际，这种精神上的延时补偿和整个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个中国外交部门积极努力加入世界大家庭，促进双边贸易的年代。各国需要的是对话，不是死磕。中国百姓似乎仍然活在近百年前的苦难与屈辱里。本有精英基础的中国内地网络这些年来也成了各色愤青的泄愤公厕。这是一群动不动就吵嚷抵制日货、法货，动不动就想让政府出兵灭了某国，让某国血债血偿的民众。而这，正是西方自“二战”后深刻反思，避之不及的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赚钱，看似是体制夹板下的无奈之举，实际香港电影人还有更多选择。但他们走了捷径。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我们走得太快，灵魂都跟不上了。这句话献给《叶问》和《叶问2》的主创人员。（电影发狂/文，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