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德接下了这个紧急研究案，他需要以统计专业知识，分析机体装甲应该如何加强，才能降低被击落的机会。他研究了被德国地面炮火击中联军轰炸机的资料后发现，机翼是最多被击中的部位，飞行员的座舱与机尾则是最少被击中的部位。

依照当时的航空技术，机体装甲只能局部加强，否则会导致起飞困难及操控迟钝。应该加强哪个部位？在研究成果报告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辩。负责该项目的作战指挥官说：“沃德教授的研究清楚地显示：轰炸机的机翼，弹孔密密麻麻，最容易中弹。因为我们应该加强机翼的装甲。”

沃德客气但鉴定的说：“将军，我尊重你在飞行上的专业，但我建议加强飞行员座舱与机尾发动机部位的装甲，因为那儿最少发现弹孔。”在全场错愕怀疑的目光中，沃德教授解释说：“我所分析的样本中，只包含顺利返回的轰炸机。从统计的观点来看，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能够安全返航，而飞机很少发现子弹着点的部位，并非不会中弹，而是一旦中弹，根本就无法返航。

皇家空军部部长陷入苦思。相信作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将军？还是相信独捧众议的统计学家？由于战况紧急，部长决定接受沃德的建议，立即加强驾驶舱与机尾发动机的防御装甲。不久，联军轰炸机被击落的比例，果然显著降低。为了确认这个决策的正确性，英国军方动用了敌后工作人员，搜集了部分坠毁在德国境内的联军飞机残骸，政务沃德所预料，被击落飞机的弹痕主要集中在驾驶舱与发动机的位置。

乍看之下，作战指挥官加强机翼装甲的决定十分合理，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弹着点最为关键的资料，其实在被击落的飞机上，但它们无法被观察到。因为，布满了弹痕的机翼，反而是飞机最强韧的部位。他差点就因为太重视“看得见”的弹痕，做出错误的决策。

死掉的人无法发表意见：第一，搜集更多资料，并不会改善决策品质。由于弹痕资料来源本身就有严重的偏误，资料越多，误解恐怕会越深；第二，召集更多作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提高专业意见，也不能改善决策品质。因为他们也是资料偏差的一环。他们安全返回，虽然可能有中弹的经验，但都不是中弹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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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思维：从返航的飞机想到了未返航的飞机，从弹痕多的部位想到弹痕少的部位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沃德教授(Abraham Wald，1902~1950)应军方要求，利用其在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来提供关于《飞机应该如何加强防护，才能降低被炮火击落的几率》的相关建议。
     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

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他说：“致命的弹孔在坠毁的飞机上” 。“我所分析的样本中，只包含顺利返回的轰炸机。从统计的观点来看，被多次击中机翼的轰炸机，似乎还能够安全返航，而飞机机身很少发现子弹着点的部位，并非不会中弹，而是一旦中弹，根本就无法返航。”

这里，沃德从返航的飞机想到了未返航的飞机，从弹痕多的部位想到弹痕少的部位。

皇家空军部部长决定接受沃德的建议，立即加强驾驶舱与机尾发动机的防御装甲。不久，联军轰炸机被击落的比例，果然显著降低。为了确认这个决策的正确性，英国军方动用了敌后工作人员，搜集了部分坠毁在德国境内的联军飞机残骸，正如沃德所预料，被击落飞机的弹痕主要集中在驾驶舱与发动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