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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是孔子仁道在实践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用曾子的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对于“忠恕”的含义,按照程子的说法,是“忠者天理,恕者人道”;一言“忠恕”,天理、人道尽含其中。朱子《中庸章句》曰:“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或说出自程明道),其说甚的。“忠” 即“己欲立”、“己欲达”,“恕”即“立人”、“达人”,“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推己而及人”。
有些人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忠恕之道,是错误的。此句所言的有所不为,只是对“推己及人”之“恕道”的补充,避免多事者借此将己之所欲强加于人而已。强调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在先,再对其进行的约束制约,才是有意义的。若只强调后者,不讲“立己”和“推己及人”,那就是舍本逐末、也是十分消极的人生态度了,那样又怎能是孔子的思想呢?
所以,刘宝楠《论语正义》里注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又当施于人”。刘宝楠这个注里的加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后的“己所欲,必又当施于人”,这个“必”字,用的非常之好,正指出了孔子思想之博大和超然的博爱境界,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孔子绝不只是独善其身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局限在自我修行上,更还要将好东西推广出去,去帮人,去助人,让别人也受启迪、受泽惠,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也正与释家渡己渡人暗合。
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必须要讲到这点,才能将孔子关怀天下的儒家真境界讲出来,才能避免让“忠恕”沦落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自利的境地。“立己”和“立人”、“达己”和“达人”、“知”和“行”、“独善”和“兼济”等必须连起来讲、才能真正体现儒之道,二者阴阳互体、不可或缺。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孔子之所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游走于列国而不悔、知不可为而为之,才能明白先贤儒人之所以能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志、和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豪情之理论依据。
这才是孔子讲“忠恕”的精髓,也只有理解到这里,才能把它和孔子其他的说“仁”的道理,连串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完整一致的儒家思想体系。
由此再去看看于丹讲的“忠恕”,就可看出是何等的浅薄庸俗。她说:“简单地说,(忠恕)就是要做好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拓展一点说,‘恕’字是讲你不要强人所难,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假如他人给你造成了伤害,你也应该尽量宽容”(于丹:《论语心得》),显然,她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己欲立”,更不用说什么“立人”了;她还为此举了个和尚背女人过河的例子来作为阐释,更是瞎子摸象、不伦不类的比喻,是歪曲论语的真意,将一个如此根本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元典精神元素,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地解释成“拿得起放的下”这样一个低级而毫无深度的粗俗玩意儿。事实上,孔子思想是被于丹极大地歪曲和庸俗化了。
于丹理解“忠恕”,其实连“忠”的含义都没讲清--或者她根本就不理解--遑论“恕”之道了。
孔子思想之所以博大和长久,关键不止在它教人要“修齐”,要“立己”、“达己”,更强调在此之后还要推己及人,去“立人”、“达人”,去作“治平”功夫。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为后世儒人所推尊的这三不朽,也正是“立人”、“达人”、“治平”之结果和个体追求目标。孔子的思想若没有那等博大精神、而只是如于丹瞎讲的那样低等、那样庸俗,他能成为中华文化第一等圣人、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华文明的最坚实的主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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