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錩撰“《敦煌之恋》也荒唐”一文中称：“尤其可笑的是，１９０９年８月。陈寅恪还只有２０岁，根本不是什么‘学界巨子’。当年夏天，陈先生从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同年秋，赴德国留学，开始其多年的留学生涯。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也根本不是陈寅恪先生讲的，且恰恰是被陈先生批评的一种说法，事见陈先生１９３０年所撰《敦煌劫馀录序》。当然，在敦煌学界，把这句话挂在陈先生名下由来已久，《敦煌之恋》的作者想必只是人云亦云、未加深考而已。”

　　案：“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曾见录于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原载一九三零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壹本第贰分，收录于《金明馆丛稿二编页二三六～二三七）。原文篇幅短小，论述精到，寄意深远，兹尽录如次：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着，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籍末由也。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覈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他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共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此文中，陈寅恪先生提出一时代学术之兴，必因有新材料或新问题，并以之区分“预流”与“未入流”之二种学问。自从二十世纪初王圆箓敦煌石室之发现，挖掘出地下大量之包含从南北朝到北宋之涵盖广略的新材料，再有斯坦因诸流以欺诈之术盗取拐夺，因之流布世界各国，从而在世纪初形成世界范围的“敦煌学”热潮。于此论及我国之敦煌学研究，而引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此一说话。后人将“敦煌学乃本国伤心史”之论归之于寅恪先生，亦因由于此。

　　若单以文法论，则陈寅恪之“有以知其不然”之“是说”，自该是“或曰”之说，即“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之论。则此处之所谓“伤心”，乃是有人以为敦煌所藏之精华既已为人所掠，所遗只是糟粕，即研究之，亦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寅恪先生之伤心之论，既有此专门之背景，则可圆通。为此他特以其所见八千轴敦煌写本中之八十轴为例，指出其中仍有摩尼教经、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等写本数端，此“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以之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先生以此而勉励敦煌研究者，奋发图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从而发扬本国之敦煌学研究。“伤心史”之论之所指，于此甚明焉。

　　然后世诸人，在引用此句时割裂上下文，因此而有所歧义衍生。今人寄寓于寅恪先生之“敦煌者乃吾国之伤心史”之说，此处“伤心史”所指实与清人所撰之南宋痛史、南明痛史相类。敦煌故什遭强盗劫掠，其所代表的乃是清季末那段任人欺辱之痛史。祖先陈迹，多流浪于异邦，炫耀于他人储室。后世研究敦煌者，反不得不登其门而求索之，忍辱负重之念，哀郢伤怀之心，又如何会少呢？则若割裂上下文，似亦可以讲通。然则或并非寅恪先生文中之原意，亦是明显。

　　敦煌学之提法及倡行，最初之倡导者当为寅恪先生（见周一良之纪念陈寅恪），其一生更多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以敦煌写本参证历史，成绩卓著。之所以如此致力，则决不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学术资料之源也。寅恪先生虽倡导自由精神、独立思想，一生除早期曾为蔡锷先生作过点事外，再无为任何一党一派效力。虽然，其人要是坚守民族禀性之学者（参考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第二章第一节：“宏扬民族主体精神”之考证）。概寅恪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诧命之人，而吾国传统文化乃民族性特征极强者，文化与民族原为一体而不可分。其治学也，坚守民族文化本体，固持“夷夏之防”，“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即《劫余录序》所批驳“或曰”之论，其目的亦是鼓励后学，发奋图强，“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也。人有所发愤必是有所神伤，寅恪先生之寄意，不是很明显的了么？

　　故后人讹解寅恪先生之“伤心史”论，虽有以讹传讹之嫌，所传之讹，却不必有违先生之心事。故陈门受业如胡守为、王永兴、周一良等都持此论而不以为忤。小子妄自揣度先贤之心思，实大惶恐焉。若所猜不大乖于先贤，亦是一慰也。

CG，02/18/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