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令狐磊

　　生活从来都不缺乏细节，缺乏的是发现力，《号外》恰好具备了这种让人羡慕的超能力。

　　摆在眼前的这本《号外》杂志封面，一个有点眼熟又有点面生的香港歌手，惬意地躺着，碧绿的池水与远处的绿树叠成一幅舒适的背景，她躺在泳池的跳板边上，半敞的衣服下摆，可以估计当时有点微风。主标题是“Leisure”，另有“生活创意大赏”，有“休闲小书”，还“附送何韵诗”？

　　在上面，我试图让阅读的人进入《号外》杂志的独特意境，任何想认真了解这本杂志的人请放下你的紧迫感，放松、放松、再放松，这样你才会有了与《号外》共同的心情，对了，这样的话，你的mood很“号外”了。

　　《号外》不是香港的芸芸众生，它是香港的例外。始创于1976年的它成长于急速成长的7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塑胶花与粤语片拉动GDP的黄金年代，那时的社会，随着经济的起飞，中产阶级的冒起是必然的结果；这班被唤作优皮一族的新一代热切渴求着最新最快和最时髦的信息。出自陈冠中之手其后得到大量文化人协作参与的《号外》，逐渐成为香港最讲究品位与时尚文化归属感的本土高级杂志。

　　现在的《号外》广告语——“由HI-TECH到LO-TECH，又由LOW KEY到HIGH TOUCH，并以摩登时髦的视觉手法表现，让读者内外兼全地享受摩登城市的生活快感。”跳跃的语句展露着飘的灵性。200多页的大开本，《号外》用了长达70页(内含广告页)的篇幅来呈现细节的资讯：眼、耳、口、鼻、脑，阅读、视听、香水、餐饮与演出活动等，这些资讯安排在杂志的前页位置。着眼点均是为了“享受”二字。

　　细节的铺排并不代表他们很隆重，他们的前提是悠闲。《号外》专栏作者钟怡泰说：“多年来，《号外》根本就离不开悠闲。”全世界都知道香港人很忙，《号外》却在其中寻找到了忙与悠闲之间的生活细节。

　　发行人黄源顺用了一个“文字寻找作者”的巧妙说法来展现《号外》的特约作者群策略，他们坚信：“一个LAYMAN所写的文章，并不一定输给一个中文博士”，文字功夫上业余，但对生活保持自我的态度和观察点，能恰当地捕捉其中的细节，这便已足够。

　　这些都不以写字为生的LAYMAN作者大都有他们的正职身份：或者是时装设计师、美食家、旅游家、音乐人，平时也如同普通香港人一样繁忙，《号外》给他们一个悠闲下来写写文字的空间，让生活的细节从这批最感兴趣的人笔下细细流露。黄源顺说《号外》“永远不以文化人自居，只肯承认我们是有文化的文盲”，便是这个策略后的《号外》风格。

　　编务总监佘宗明曾说过，“我很MILD，但我不是SEVEN”，有意把一个熟悉的香烟牌子拆分为一种生活态度，把MILD的人定义为“不起眼的人，这样才可以专心享受悠闲”。这种从标题中玩弄出的小趣味在这本杂志中层出不穷——《乐天、天乐、古天乐》，这是古天乐的专访；《台北拾CULT》，取的是SUBCULTURE的谐音；《关于笑话、内裤与昆德拉》，说的是男人秘密。

　　《号外》不仅仅是一本读物，还是高级生活的一个品牌，所以它不仅仅把这种话语魅力停留在纸面，它与香港社会都是有着联系的。“《号外》生活创意大赏”是我们近两年力推的一个活动，对“对于一些在刚过去的一年在创作方面有突破性的表现，其所发挥的影响力，对从事创作的人尤有指导性的灵感作用的”杰出份子作表彰。今年颁发的是第二届，梁文道的牛棚书院、G.O.D家居设计、元朗大荣华酒楼、拍了《蓝宇》的关锦鹏、麦兜作者麦家碧、萧芳芳等分享创意AWARD。

　　实际上，这些得奖者都是《号外》去年来发现并关注的对象。生活从来都不缺乏细节，缺乏的是发现力，《号外》恰好具备了这种让人羡慕的超能力。正如他们做台北人都认为“闷”的台北，选取的是SUBCULTURE，涉猎的文化范畴以非主流为原则，他们发现了台北俯拾皆是的个性文化。

　　新周刊采访了《号外》发行人与主编黄源顺先生，其中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你们自己认为《号外》是否是一本‘有细节’的杂志？如‘是’，请说三个理由，如‘不是’，也请说三个理由。”他给了我们一个很“细节”的回答：

　　“是。因为我们对线条、颜色、物料都特别敏感。因为我们重视创作者的个人感受。因为不讲细节我们便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不是。因为真正懂得细节的是上帝，请看大自然里的一切，正如MIESVAN DER ROHE所言，‘GOD IS IN TH E DETAILS。’因为我们从来不讲细节，我们只是讲线条、讲感觉、讲空间、讲生活、讲发型、讲设计、讲分别，等等。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有态度、有角度、有选择性，其它的什么细节自然会自动的对号入座。”

　　实际上，踏入高密集信息社会后，杂志惟一的优势只能是在细节的处理上比其他媒介做得更好一点。老早便身陷香港传媒大战中的《号外》显然比较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最悠闲、最Literate的文盲、最乐天、最简单、最细节化生存……这就是最“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