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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

关于死亡

关于我的笔墨文字

正在读周国平先生的《人生贵在行胸臆》。

这篇文章从明末大才子袁中郎的人生观为例，表明作者自己对人生的认知和彻悟。

袁中郎生性风雅，不耐官场俗务，主动辞职过自己读书交游和写作的平民生活。

袁中郎认为：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

袁中郎的这两行字归结起来就二个字——“自由”。

这个“自由”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自由，而且还有身体的自由。因为身在官场，必须听命于朝廷，必然不能有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

所谓自由，就是无拘无束。所谓无拘无束，不仅体现于活命，更多体现于思想与意志。

生活，代表人的活命之状态。思想、意志，代表人的内心追求与向往。

一官半职，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已是求之不得，大不寻常。但是对于有鲜明的人生彻悟和强烈个人意志的人来说，官场却是一种人生之束缚，难以适应。

追求自由，就是使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不被现实或者说，不被外界所限，让自己实现最大的时空自由和内在思想的自由。

其实，人生真正能获取如此状态，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因为，这样的人生是以其超然的思想和处世能力而体现的，绝非空想。而一个人要做到既能脱离世俗群体，又能远离世俗世风安然于世，他必然具备两种能力：丰富的人生思想和学识。没有这两样东西，是不可能逃离世俗社会的次序和框架的。

我所说的幸福、快乐，就是人生结果，也是人活一世的最大愿望和目的。但是幸福和快乐的前提是明智。所谓明智，就是清醒的人生意识和积极明确的人生方向和目标，而且要以强烈的进取精神，自觉求知，求智，让自己的内心充满觉解力，创造力，审美力。

人生不仅要吃苦耐劳，而且要学会刨开现象看本质，知道自己吃苦耐劳的意义和结果。

在我还没有读完周国平先生的文章时，我收到了我订阅的《中国剪报》（2007年12月26日）。在这份报纸第五版，我看到了一个叫马飞的人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死亡问题的高度》。

这篇文章也是谈人生观的，不过，主题旨在“死生”。作者以民国初年中国的一位大才子李叔同为例，说李少年留学日本，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尤其擅长丹青。他的几位弟子都成为中国有名的美术大家，而李却在风华正茂之龄，弃家，弃业，削发出家遁入空门，成为后来的弘一法师。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外界众说飞云，但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却是其得意弟子丰子恺所言：人生境界有三，就是说有三个楼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这种“人生楼层”的提法，我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感觉是很形象，很容易懂，且很能说明问题。

后一篇文章和我还未读完的文章主题，立意正好大同小异，都是谈“生死观”的。这样的文章我喜欢，读之，真有明心明目之感。这类文章让我又多了一个看破红尘的窗口。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全身心的在家“赋闲”，以读书，思索，体悟，觉解，记录和写作，度我余生岁月，实在是我人生最大幸福。可是想之又想，思之又思，我现在其实是在努力地完成我的未竟事业——对人、为人、人生的觉知和觉解。因为，这是我生命存续期间的实质和意义，也是我为人质量的无止境孕化之需求。否则，我虽然活着，但我仅活于性命，活的只是我生命的形体，是没有生命灵魂的生命形体。这么活着，会让我感到自己像活在沙漠里的草木，难得旺盛和精神！

我知道我的学识，我的思想，我的修养和综合素质至死也达不到袁中郎和李叔同那个境界，所以，我写下的一些有关“活”的智慧，就是希望我的后人能从我之所历，我之所思，我之所悟的文字中，汲取一些为人的经验，或是获得一些做人的良方。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离苦得乐，有更多的人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的同时，能走向人生的第二或第三种境界。

因为我的确体验到，境界愈高，对于物质的需求就越少，精神就愈是容易超然，内心也就更容易满足和愉悦，身心也愈容易感受到自由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