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清华的教授治校-清华学子-张荫麟

张荫麟

    学生时代的张荫麟经常敢向大师级的人物“叫板儿”。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方学术巨擘”之称的梁任公（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也就是本文所要向读者着重介绍的张荫麟。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1-2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向本人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仅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附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采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舛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酥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其中说：“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曰：“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麟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回答他的问题的。

早年的清华文学院，有四位被称为“才子”的人：张荫麟、夏鼐、钱钟书和吴晗。而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当时的学术成就上看，张荫麟都应坐头把交椅。还在入清华前，他就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基。入学当年，即写文章向梁任公先生问难（已见上节），后即“一发而不可收”。从这时起，到他毕业离校赴美为止，他先后又发表的此类“辩难”性的文章有：《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1925年）、《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1925年）、《评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及汉代的孔子〉》（1928年3月）、《评顾颉刚〈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1928年6月）、《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1928年7月）……等。这一系列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文章出自一年方弱冠之中等程度青年之手笔，不能不令人刮目！1928年7月及1929年1月，他又分别发表《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与《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梁任公先生》两篇雄文，被认为是评价此二位近现代学术大师的佼佼之作。此外，他还发表了《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张衡别传》、《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九章〉及两汉之数学》、《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王德卿传》、《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纳兰成德传》、《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等等。且不论其内容如何（行家认为大都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首发之作），单从题目上，也可窥见这位倜傥少年的学力和胆识了！

    在美留学期间（1931年5月），当他读到刚出版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后，立刻写出长篇书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寄国内连载发表。所指出的问题，后来冯友兰先生在同一刊物上为文答复说：“适之先生去年三月接到我的《哲学史讲义后，即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老子年代问题。我因杂事很多，未及写回信。仅于去年夏适之先生到北平时略辩了几句。现在素痴先生（！）在美国看了我的《哲学史》讲义，不远万里，写了一个书评，对于我的书，有许多指教。二位认为我的书有批评之价值，我很感谢。但二位先生的意见，我觉得还有可讨论的。……”我们前曾说过，冯先生的书出版后，曾请陈寅恪、金岳霖二先生审查，二位先生在审查报告中都是基本上有褒无贬，而张荫麟却提出了问题，而且冯先生在答文中也承认对有的问题是“我实在太疏忽，这是我应向读者道歉的。……”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竟然敢于直接向有“北方学术泰斗”之美称的陈寅恪先生“叫板”。1934年6月，他听友人说陈寅恪先生对他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的个别论点有不同意见，便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公开辩白说：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

可是陈大师毕竟高他一筹，只言片语便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所以他老实承认：

    ……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讥杨芳而献于杨者。……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设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之后，两人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抗战期间（1942年），张病逝于遵义浙大的讲座上，终年仅37岁。陈寅恪特吟诗悼之。诗曰：

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自叙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孤舟南海风涛夜，戊寅赴越南与君同舟。

回忆当年倍惘然

大贾便便腹满谀，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怜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

张荫麟是当年校园里最勤奋好学的学生之一。许多他当年的学友都谈到过这方面的事。如据当年高他三班的挚友贺麟教授回忆，他当时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在别的同学往体育馆运动或在操场上打球的时间，他大概总仍在图书馆里。”有一次，他们俩一同去见梁任公，梁任公非常高兴，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张荫麟的国学根基很好，贺麟说他的古文写得“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任公的堆砌，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另具有独特的风格。”但他“并无意想作一个古文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反而常写白话文，他的白话文写得同样俊美，而且一丝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他常说作文章要有“作家的尊严”（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等等）。张荫麟幼年丧母，在清华读书期间（1926年）又失去了父亲。这时他上无父母，中无长兄，不惟经济来源断绝，而且还需要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师友中有知道他家庭窘况的人，纷纷表示愿意尽力予以帮助。但是他“打定了自力更生的主意”。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靠向报章杂志投稿获得些许稿费来维持。好友贺麟毕业赴美时，他谆谆以“埋头学问、少作肤浅文章”相勖勉。他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贺麟感慨地说：“他说这话的声音姿态，我都仿佛记得如昨日事。他这话诉诸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想他这话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我要替他广播到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像许许多多清华人一样，张荫麟治学也具两大特点：──深固的基础和独立精神。他曾赠贺麟共勉诗，其中有言：“……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审问思辨行，四者虑缺一。……”从中可见一斑。他的另一些好友也有同样赞语。张岱年评价说，他的文章特点是“内容新且精，多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受到学术界广泛赞扬，有‘奇才’之誉”。吴晗说：“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才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中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他一生志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学哲学是为了有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广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觉。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

因天不假寿，张荫麟遗留下来的著作不是太多。但仅从一本几十万字的《张荫麟文集》，也足可窥见其这两方面的可贵精神了。我国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在《悼张荫麟先生一文中写道：

……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闸发者，吾固无从深悉；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所夙推而共誉也。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径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奠之者也。……

“友   道”

很多人都回忆起张荫麟在交友方面的挚诚感情和态度，读之令人神往。贺麟回忆说：“民国十四年秋，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有一次我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他平时总不多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扑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记得有一天，他在我屋子里谈论。我提出一个意见，他不赞成。我同他辩论，他生气向桌子上一巴掌，他的手掌恰巧打在一颗小钉上，皮破血流。于是我只好叫工友去买一包花生米请他吃，以表示歉意。……”留学归来后回母校任教，和“太史公”吴晗成了挚友。吴晗回忆说：“读书之外，清谈是他的癖好。碰巧我们两个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一层墙，他懒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又不肯规规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着圈椅，两只脚平放在桌上，一面大抽其纸烟，随吸随吐烟圈，喷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一面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有时我厌倦了，他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被改窜得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你去年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贺麟毕业赴美前夕，他俩又因意见不合而吵了嘴，双方语言也似甚激烈。事后贺麟“疑心他会心存芥蒂”。那知次晨他却交给贺麟一个信封，内中乃是他送别贺麟留美的一首诗。这首诗贺麟一直珍藏了好多年：

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謦欬。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而我尤随俗，赠言不厌恺。勿为姁姁态，坚毅恒其德。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审问思辨行，四者虑缺一。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

                                                    丙寅夏六月荫麟。

贺麟感慨地说：“他这首赠别诗，才算奠定了我们的终身友谊。因为我正在恐惧着，以为他或许心存芥蒂，友谊上有了裂痕，而他反以古人学行相励的高风来作诗送别。那时他不过是年仅二十的青年，对于学行有这种识见，对于朋友有这种雅量和这种忠于友道的精神。我后来在学问上能摸着一点门径，我不能不感谢他所给我的真挚的友情和剀直的劝勉。”

笔者关注张荫麟的学德，是丛陈寅恪先生对他的评价和赏识开始的。前已述及，当年清华文学院有“四才子”，具是才气逼人，但似乎都没引起陈先生的特别关注，但在几次“问难”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张荫麟的“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贺麟语）”而倍加赏识。兹录  网上对他个方面的评价于后，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