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大学校园“上古史”的几个问题
                   ——兼及苗日新先生《清华园前身——熙春园新证》等文
                                 （2008年12月修订重发））
    2006年4~10月，清华校内刊物上，连续刊登了苗日新先生的几篇文字（及附图）：1、《清华园前身——熙春园新证》（见该年4月14日出版之《新清华》）；2、《熙春园——康熙帝皇三子胤祉赐园》（见该年7月出版之《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十一辑）；3、《陈梦雷在熙春园（今清华园）编校〈古今图书集成〉》（见该年10月20日出版之《新清华》）。前不久，笔者又见到了苗先生发表在《海淀史志》2008年第1期上的《纪念熙春园•清华园建园300周年》一文。这几篇文字的核心内容，是他根据一些新、旧史料论证有关清华大学校园“上古史”的若干问题。它们对于了解和研究清华大学校园的今昔情况，无疑均有相当的帮助或启示。由于这些问题我在以往的某些著述中也曾接触到，所以颇感兴趣。因想不揣浅陋，就浏览所见，略谈几点。不妥之处，尚请读者和苗先生指教。
一、 关于熙春园的建园时间及其最初归属问题。
    在上述第一篇文字——《清华园前身——熙春园新证》中，苗先生根据前几年出版的《康熙朝朱批满文奏折全译》中所收的一则史料（《胤祉奏请指定建房地折》），得出两点重要结论：1、熙春园最初是康熙皇三子胤祉的赐园；2、熙春园的建成时间应该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写道：
        今年年初，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我校建筑学院郭黛恒教授告诉笔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一

    条奏折证明，“熙春园是皇三子胤祉赐园，后来收归内务府”。……在《圣祖仁皇帝（按即康熙帝）实录》上，有

    一条记载，……表明，在1707年12月12日，康熙帝曾到熙春园进宴，而且（表明）当年熙春园大体建成……。  
    这两点结论 确实相当重要,至少是对我本人来说。确如苗先生所说，由于过去相关史料全被清王朝“内斗”胜利的一方（按指雍正皇帝胤禛一伙）封存不露，这两个问题一直没得出准确答案，现在总算“水落石出”了。不过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苗先生之前，这问题也并非没有人研究过，而且也做出了相当重要的结论。例如远在2003年11月（先苗先生两年多），圆明园研究学者张恩荫先生在他的力作《三山五园史略》一书中，就曾谈了相同问题。他写道：
        熙春园的成园时间，应在康熙皇帝玄烨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园居畅春园之后。该园早期即有玄烨御书匾额四

    幅，但它究竟是赐给何人的花园？这在清代的御制诗文、官方史志及文人史料笔记中，却一概失载。笔者认为这似乎表

    明熙春园的受赐者，可能是在雍正时期获罪的康熙皇帝的某个皇子，比如说皇三子允祉……。（见《三山五园史略》第

    148页，同心出版社，2003年11月。）
    另外，1993年夏，我也曾撰《清华园史新证》一文（见《校友文稿资料选编》1993年第二辑），其中针对当时有人把熙春园的建园时间说成是“乾隆继位以后”的谬误，指出无论是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还是嘉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都已证明熙春园是“康熙时已有之”的结论，这是不能推翻的。而且进一步断言，熙春园建园时间，第一不会过早于1709年（过去和现在一般都认为圆明园建园时间是1709年），第二不会晚于圆明园（的成园时间）。现在，由于新的历史资料的出现，我们终于可以有根有据地说：熙春园原是康熙皇三子允祉的赐园，它初步建成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二、关于近春园沦为“荒岛”之原因。
    关于近春园沦为“荒岛”之原因，有一阵，确曾有人（包括笔者在内）认为是毁于英法联军之兵火（不过我本人早已纠正了这一不合史实的结论）。苗先生在文中辟专节予以论述也是应该的。不过纠正这种误传，苗先生也不是首次。远在1993年，笔者在所撰《清华园史新证》等文中，也曾辟专节（《英法联军乱后的近春园》）谈到此问题，苗先生文中所谈，我也都谈到了，所以不能算新问题。
三、关于苗先生的“九项重要新发现”。
    苗先生在其第二篇文字《熙春园——康熙帝皇三子胤祉赐园》文中说，他经过对熙春园作初步考证，“……既感意外又万分欣喜”地“自认获得了九项重要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是：1、“扩建熙春园为御园的第一项工程是观畴楼”；2、“1768年熙春园平面图，宫门建于1768年底”；3、“1768年熙春园添建设计平面图”；4、“乾隆朝的镜烟斋——工字厅”；5、“乾隆朝的莹德堂——藤影荷声之馆”；6、“乾隆朝的主善斋——当今校长办公室”；7、“乾隆朝的“书房”——当今的古月堂”；8、“‘水木清华’不是康熙帝所题”；9、“熙春园和如园之间的复道”。
     把苗先生的这九项“新发现”说得通俗易懂些就是：1、在距今200多年前（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的一次熙春园扩建工程中，如今早已踪迹不见的所谓“观畴楼”，是第一个开工的；2、现在尚存在的工字厅宫门（现在仍悬有咸丰皇帝御笔书写的“清华园”匾额的工字厅大门，昔称“二宫门”），建于1768年底；3、发现了上述扩建工程的设计平面图和流传至今的所谓“道光二年熙春园平面图”，实际上是同一张图；4、现在叫做“工字厅”（建校前叫“工字殿”）的那处建筑物（按实际应指它的“后厅”），最早（乾隆时期）可能还叫“镜烟斋”；5、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二年亲笔书写（现已不见）匾额的那个叫“莹德堂”的建筑，可能就是现在的“藤影荷声之馆”；6、曾由康熙皇帝书写、后来又由乾隆皇帝题写的那个叫“主善斋”的建筑，肯定（！）就是现在的“两办”。（我在“肯定”二字后面加了叹号，表示我对这点存有异议，至少是存有疑问，见下文；而苗先生同时又指出“主善斋”的所在地叫“中所”，现在的“古月堂”所在地却叫“东所”，为什么会有此方向上的混乱？）7、现在的古月堂，乾隆时叫做“书房”；8、现在工字厅后面悬挂的那块匾额，上面的“水木清华”四字不是康熙皇帝写的；9、当年“如园”和熙春园之间，有一条“复道”相通。
    对于苗先生这9条“重要新发现”，我提出如下几点来与苗先生商榷。
（一）“主善斋”是哪座建筑？   苗先生把当年由康熙皇帝御书匾额的“主善斋”说成是现在“两办”（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所在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似乎都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先看看苗先生是怎样“分析”的：
        皇三子胤祉的熙春园中原本有康熙御笔匾“主善斋”。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上元节后弘历题主善斋（诗）曰：“书

    斋颜主善，仁祖昔年题。”它到底指哪座房子呢？嘉庆元年十二月初四和珅、福长安奏曰：“主善斋宫门一座，计三

    间，前抱厦三间”。宫门竟以主善斋冠名曰“主善斋宫门”，说明主善斋是主殿，图中正是这样，二者同在一个方院，

    奏折里又称“中所”。原来的主善斋只有三间（？），显然太小。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绅、福长安奏折表

    明，主善斋的结构是“熙春园内主善斋殿一座五间，后抱厦三间”，这年，1792年，把主善斋又由三间改成五间，但是

    后抱厦只有三间。而现今的校长办公室也是五间，只不过后抱厦也改成五间了，那是乾隆朝以后改的。
    在上引文字中，苗先生也承认“主善斋”应该是主殿。但他说“原来的主善斋只有三间”，是乾隆五十七年才改成五间的，则不知何据，这且不去管它。但按照苗先生反复引用的所谓“刘桂生、梁文俊摄自北京图书馆”的“道光二年熙春园东部平面图”，直到这时（道光二年），那个地方还只不过是一处只有三间房屋的“穿堂”而已（更甭说康熙时代了）。“穿堂”者，俗称“过道”也。那样的地方绝对不应当称什么“斋”，而且还要由康熙皇帝亲书匾额悬挂。况且史料明确记载，当年的“主善斋”是一处至少拥有五间殿宇、28间西围房的“抱厦大殿”。所以，苗先生的结论有明显的不合理处。    那么，“主善斋”究竟是哪所建筑呢？种种迹象表明，应该就是现在的“工字厅”（说的具体些就是它的前厅）。苗先生的研究结论说，那地方乾隆时叫“镜烟斋”，但康熙时叫什么名称呢？又是作何用的呢？大家知道，当年“熙春园”的主体是西部的前、后二所，“主善斋”所在的地方是在东部，称“中所”，它虽然是整个园子的从属部分，但它的地位却相当了得（这一点后面再述）。前、后所的建筑群中，只有两处称“斋”的建筑，一处是前所的“尊行斋”，是前所的主体建筑；一处是后所的“嘉董斋”，是后所的主体建筑，而且都应该是“康熙时已有之”的。可见中所的“主善斋”也应该是这地方的主体建筑才对，那么除了工字殿还有什么地方够此资格呢？另外，根据乾隆诗句“书堂枕碧溪”；“书斋颜主善，仁祖昔年题”，说明当年的“主善斋”还是一所书房（或书斋）。在西部的前所，已有一所书房叫“涵春书屋”，那么东部还需要这样一处足够大的书房吗？需要的！苗先生的研究中所津津乐道的，不正是胤祉的老师陈梦雷在熙春园编纂《古今图书集成》这件事吗？而他的书斋“松鹤山房”就在熙春园内，而且是在“中所”（或“东所”）一带。虽然不敢说它与那个叫“主善斋”的书斋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说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应当是可以的。所以我说，当年的“主善斋”的书房究竟在前厅还是后厅，我不敢肯定，但“主善斋”的匾额应当就挂在前厅的大门上。所以也才有“主善斋宫门”这样的“冠名”。
（二）康熙帝与熙春园。  苗先生在上述几篇文字中，一再说明熙春园不是皇帝的行宫，也不是皇帝的“驻跸”之地。从“正规”意义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但当年的熙春园，于康熙帝（也包括后来的历代皇帝）的关系却非同一般，特别是对于康熙帝，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行宫”或“准驻跸之地”。前已述及，熙春园和圆明园是同一年建成的。但建成以后，康熙帝临幸熙春园的次数却远比临幸后者要多。而且，据史家所述（苗先生也这样认为），他和皇三子胤祉的亲密关系是其余任何一个皇子所不能比的。他六十大寿那年，九天中就两次幸临熙春园来分别接受诸皇子共同、和皇三子胤祉单独的朝贺。还有一个鲜有人注意的辅助“细节”：当年清华建校修葺房舍的时候，曾在工字厅大门的两旁拆掉“朝房”两间；还有：“西工字厅棚顶原有纸糊龙头一个，因东工字厅没有配对，又民国体制不合用龙，径然撤去。”请看，又是“朝房”，又是龙头，一个皇家园林居然还在正式场合配备这种东西，那么这个园子、这种房间能与什么人有关？自然是皇帝本人了。这说明，西工字厅当年曾是历代皇帝驾临时作其办公兼休息之所。而这可能就是从康熙时开始的。
（三）关于“水木清华”字匾。    关于第8点——“水木清华”匾的“来历”问题。苗先生只考据了“水木清华”四字不是康熙亲笔，（其实这一点一直没有多少人怀疑。例如笔者就曾把康熙和殷兆镛的墨迹请专家作过鉴定，认为不是他们二人的笔迹），就认为匾额与玄烨无关，又从而断定其与康熙朝无关，又从而断定匾额也同下面的楹联一样，也是咸丰初年才出现的，这就值得商榷。苗先生写道：
        ……咸丰帝1851年即位，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前，（他）在（圆明）园中呆了十年。因此，说他因老清华园

    没有了，圆明园内有“水木清华之阁”，（因）而题匾“清华园”是完全合理的推断。之后，才有了“水木清华”和名

    联[沈斌题于扬州杏轩，原载《扬州画舫录》（乾隆六十年出版）]。
    苗先生此段文字中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说咸丰帝为了怀旧才把园名改做“清华园”的，这未必确切。我一直认为，把“熙春园”改称“清华园”是因为在它附近（现北大校园内）也有一所皇家园林名“朗润园”的缘故，因为它们符合《圣教序》中“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的联语。其二，说“水木清华”匾额也同下面的楹联一样，是咸丰时代才出现的，更属值得商榷。最近笔者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据专家考证，熙春园是康熙赐给他的第三子诚亲王（胤祉）的。后来雍正上台，同室操戈，把一个个心怀不满的弟

    兄收拾掉。胤祉被削去爵位，监禁于景山，他的财产，包括熙春园，被内务府抄没。乾隆朝大兴土木，修建西郊圆明

    园，熙春园纳入（为）“圆明五园”之一。一派歌舞升平中，乾隆多次巡幸熙春园，大臣属下把园子打理得美不胜收，

    包括在“水木清华”的匾额下……。（见百度网：《扬州明联与水木清华》，作者“佚名”）
    这段文字所云，与苗先生的结论可说是大相径庭。但我宁愿信此疑彼。因为尽管楹联明显是咸丰时期所制挂，但匾额却未必，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时间要早得多。上面的引文说它悬挂于乾隆朝，这也并非没有可能。由此我想起了过去的几点印象：一是我清楚记得，过去我在清华校史资料中，曾见到一篇英文文字，里面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水木清华”四字是康熙帝玄烨手笔。大意是说，有一天，玄烨在工字殿里面小憩，一觉醒来，心血来潮，索来纸笔墨砚写下了此“水木清华”四字。我认为这个“故事”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在距上面所提到的“朝房”和“龙头”的事实，和康熙帝在四十六年十一月至六十年三月期间，皇三子胤祉（熙春园主人）曾先后九次恭请玄烨幸临其花园进宴。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帝玄烨“偶尔”在“主善斋”（西工字厅）睡个午觉，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既然可以睡午觉，那么一觉醒来在“心血来潮”的情况下，在他的张罗下“炮制”个“水木清华”匾额挂挂，也应该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要知道，乾隆既然可以吟咏出“阳夏西池真足赏”句，就可见他们祖孙对谢混的《游西池》诗十分熟悉；既然在周围的园林里，“水木清华”、“湛清华”等字等句可以“俯拾皆是”，那末康熙也好，乾隆也好，他们为什么在熙春园里就不会留下一点相应的痕迹呢？总而言之，尽管字可以不是康熙手笔，但它的来历却不一定与康熙无关；至少说明，匾额悬挂的时间不会太晚。  于是我又联想到，从乾隆到嘉庆，他们在熙春园的一切作为，似乎都是围绕“销踪灭迹”四个字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乾隆三十二年十月间进行的那次大修中，奉乾隆的旨意，将熙春园内旧有的匾、对、字画，都一律摘下来“收拾见新”，计有康熙御书“主善斋”、“节制谨度”、“谦受益”、“竹轩”四匾（据苗先生考证，还有一块康熙书写的“熙春”，共5块），及“福”字两个。还有“奉旨收贮或备作材料用”的，除乾隆御书的“云锦园”外，尚有画五轴，大小字画40张，各色匾25面，字画挂屏18件，各色木胎对16副，“福”字3个……。在这25面“各色匾”当中，，是否就可能有“水木清华”这一块，只是先是收贮起来，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或是经过改头换面）又挂上了呢？十月底，弘历为熙春园御书9幅匾文，交造办处“俱做一块玉粉油板蓝字匾”。9个匾名分别为：“春可轩”、“藻德居”、“德生轩”、“对云楼”、“莹德堂”、“遵行斋”、“镜烟斋”、“花韵轩”和“松簧馆。”（其中除“花云轩”、“尊行斋”“藻德居”三者为园内原有者外，其余都是新命名的。）这不由又使人产生下列疑问：康熙所书写的五面字匾（“主善斋”、“节制谨度”、“谦受益”、“竹轩”、“熙春”）原来都悬挂在什么地方呢？俗话说，“说有易，说无难”，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一切只能是猜测。我猜，除“主善斋”应该挂在工字殿的前大门上外，“节制谨度”和“谦受益”都应该挂在“主善斋”大殿内足够醒目的地方；在吴振宇的《养吉斋丛录》里，关于熙春园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熙春园在长春园东南，……园有松簧馆、德生轩、对云楼、藻德居、竹净室诸榜额，有康熙时御书者”，这个“竹净室”不知位居何处，是否与“竹轩”有关系，更不知是否与今天的“藤影荷声之馆”有无关系；而“熙春”二字，到可能真的挂在“主善斋宫门”没修好以前的那个“穿堂”的正额上。
    第9条即关于“复道”问题，凡是稍知清华园历史的人都会早已知道，根本不应该是什么“新发现”。
四、关于群皇子在熙春园设筵为其皇父康熙皇帝恭祝六十大寿问题。
   在第三篇文章——《陈梦雷在熙春园编校〈古今图书集成〉》中，苗先生确实发现了几个颇具重要意义的问题，它们是：
（一） 康熙皇帝在熙春园过六十大寿。苗先生写道：

        最新发现，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3位皇子齐集熙春园，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举办盛大寿筵和戏剧歌舞会。据

    《四库全书》记载：“康熙五十二年恭遇皇上六旬万寿，普天同庆。皇子诚亲王胤祉等十三人率皇孙弘升等二十六人谨

    择吉日于万寿节前预祝遐龄，恭进万寿之觞，……十三日，诸皇子设宴于皇三子花园，皇上临幸，是日诸皇子作斑衣戏

    彩之舞称觞献寿……。”
 
    围绕这一问题，苗先生还发现：1）这年五月九日和十三日，康熙帝玄烨四天内曾两次驾临熙春园（前者是三皇子胤祉单独祝寿，后者是群皇子共同祝寿）；2）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称帝前亦曾到过熙春园……。

（二）熙春园的园名是玄烨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正式赐命的。
    包括笔者在内，过去只知熙春园“康熙时已有之”；从上述《康熙朝朱批满文奏折全译》的问世，我们又知道了熙春园是康熙皇三子允祉的赐园，但“熙春园”的园名是何时起用的？包括笔者在内，却不甚了了。苗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根据《四库全书》上的一条长期以来被大家忽略了的文字——陈梦雷的七言排律诗题《癸巳年（按即康熙五十二年）六十万寿驾幸熙春园诸王侍宴恭纪》，指出：“1713年（按即康熙五十二年）皇三子花园已命名为熙春园”。前不久，我们又发现苗先生在《海淀史志》上面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熙春园”就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十三日诸皇子为乃皇父祝寿的当天命名的。换句话说，“熙春园”之命名，乃是在该园建成（1707）的6年之后，而圆明园之命名还要更晚！。
（三）在当年熙春园被一分为二后，西部近春园和东部熙春园各有各自的“大宫门”在刊登苗日新先生第二篇文章的《校友文稿资料选编》上，同时刊登了我校建筑学院郭黛恒教授从故宫藏图中描来的一幅《道光年间圆明园外围河道图》，证实了我对两个“大宫门”的位置的说法，即熙春园（后来的“清华园”）的大宫门在今停车场附近，近春园的大宫门则在今“西湖游泳池”的更衣室附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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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顺便指出一个苗先生在处理学术研究规范上的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即：苗先生在《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十一辑227页上引用的那张图，其实不是如说明词所说“刘桂生、梁文俊摄自北京图书馆舆图组……”，而是我本人1988年编写《清华园风物志》第一版时请一位同学（那期间我曾频繁地为同学做所谓“校史讲座”，故经常与同学有联系）或青年技术人员执笔绘制的。绘制时完全可能参照了《清华校友通讯》复2期上所附的刘、梁摄来之作，但它们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作品；而原宣纸绘制件现在也不是“存校史研究室”，而是保存在我的档袋里。由于绘制人的名字被我忘记了，所以长期以来使用时没署作者名。致使苗先生没小心犯了“张冠李戴”的失误！后来，包括校史研究室在内，经常使用这张图，如1991年出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2001年出版《清华大学志》……等等为之加的说明词，都是正确的（前者可能就是我亲拟的），唯独苗先生的说法不正确，希望以后再用时注意为好。另外，我在1988年的书中，还使用了另一张图，即《1914年校园规划图》，那是我在学校早年的一种印刷品上发现的，记不得与罗森有什么瓜葛，所以苗先生所谓“罗森学长发现的《1914年清华学校全图》”云者，应该也是一种不实之词。

                                                                 2008年10月6日 于清华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