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的童年（一）
贫  穷

    提起我的童年，立刻浮上脑际的便是“贫穷”二字。确实，那时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老少三代一共7-8口人，没有一点固定的经济来源——家在农村，却没有一分一垄土地，一大家子人原本全靠在外面“闯荡”的父亲靠运气来“维持”。在我印象中，父亲绝对是个老实人，但却不是个有本事的人，听说原本是在“关东”——北满一带与他人合伙做小本生意，情况原本还说得过去，所以那些年（我记事以前）我们的家庭经济生活还不算太糟糕。但后来，据说小生意是遭了匪（当地叫“胡子”）抢，他跳进一口枯井里才避开了被掳走或危及生命危险，但财物全被抢光了，一下子破了产，不但没钱接济家庭，而且连音信也断绝了。一连十年，家庭生活全靠母亲一人在家“维持”。那些年确实是难为了母亲，起初无非是摘借、典当，他和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做点手工（如织发网之类），我稍大些时有时也给人家做点零工（如帮人家菜园子拔草、摇辘浇水；帮人家耕地拉牲口；帮人家“推磨”筛大罗……等等）。到了春种秋（夏）收时节，有地种的人家大忙，我们家也跟着“大忙”：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哥哥也已被送到外面学徒了），也算得上是家里的一个“指望”，平时几乎常年在野外拾草捡柴，春天挖野菜，爬到树上去捋树叶（榆叶、榆钱等）；夏、秋收获时节到人家地里去捡麦穗、豆角、豆粒（下雨时拔豆芽）以及人家没有收干净的其他残落谷类等等。当时我家真正称得上是“箪瓢屡空”和“床匡布被之外，更无长物”，连母亲和姐姐梳头时梳子上挂下的几根乱发也舍不得扔掉，积攒起来用以换“洋火”用。那期间我们家的一食三餐主食常年是高粱（我们那里叫“胡黍”）制品，因为高粱的价钱最便宜（比玉米要便宜三分之一）。一般是早晚喝“胡（糊？）汤”（我们那里玉米面粥叫“米汤”，高粱面粥叫“胡汤”），中午才舍得用它做点干的（高粱面饼子）。最可怜的是老人们：我大祖父（爷爷的大哥）无子，我父亲一身双嗣，同时过继给他为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养他老，但为躲避挨饿，老人不得不长年住在经济上同样很拮据的女儿（我的姑姑）家。我祖父中风常年瘫痪在床（炕），但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医治，也得不到起码的特殊营养，不得不跟着我们吃高粱面。他生活不能自理，常年由我来陪床“伺候”，因为长期吃高粱面，大便干秘，经常解不出，要由我用手将其抠出来。我晚上贪睡，他常常要大便叫不醒我，便拽我的头发摇晃，常常疼得我从梦中哭醒，母亲听见了心疼，便跑过来“问难”，为此公、媳之间常失和乃至吵嘴。……
那时我年纪小，物质生活虽然贫穷，但并无痛苦感，“少年不知愁滋味”，这话很是。觉得人家有钱，吃好穿好是应该的；我家穷，当然应该吃糙穿破。我那时甚至还不知道我家在村里是最穷的一户。记得一个有月亮的昏后（当时我好像是7-8岁），我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得很晚，将要结束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在场的各位的家庭贫富状况，于是各自根据在家里听大人说的印象，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间或还有点争论。别人家的情况都提到了，但就是没有人提到我家，似乎早已有了“共识”似的。散场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黄恩荣：“为什么不说说我家的情况？”他用一种极端轻蔑的语气对我说，“你们家是全村最穷的！谁不知道？”我听了有一种受了侮辱的感觉，回到家后便问母亲是不是这样？母亲听了半天没讲话，后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跟着眼泪便涌了出来。我这才知道母亲为什么平时老是无缘无故地叹长气。有一天，我在外面玩耍回来，一进街门，就听见母亲在自己屋里号啕大哭，我没敢进屋，先跑进祖父母屋里去问究竟，祖母（当时亲祖母早已去世，她是后继的祖母）先叹了一口气，悄声说，“去劝劝她吧，她实在是太难了！”我赶忙跑进母亲屋，这时母亲的哭声已经中止，我进屋时但见她把妹妹搂在怀里，浑身剧烈地抽搐着、涕泣着；妹妹蜷缩在她怀里大哭着。我见了哪里还知道怎样“劝”她，只有跟着大哭！
    从此，我便“千方百计”地设法使母亲“省心”和“高兴”。为了帮助母亲减轻那怕是稍微一点儿的负担，我乐于做任何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能及的事。其中有两件事较有代表性，一件是看（音kān）庙，即逢年过节到村西口关帝庙里作值守，一个直接的获益是可以把挨家挨户收敛的贡品归为已有拿回家去食用。另一件是参加村里的“执事队”。当时村中主事者为了为贫苦村民谋点福利，用公帑购置了一套办红白喜事用的仪仗，俗称“执事”，有“大纛”、“传锣”、“金瓜”、“钺斧”、“朝天镫”等等。在村里村外有“红白喜事”应租时，便由够条件参加者组成“执事队”打着仪仗去给人家迎亲或送殡。我由于家境特贫，所以虽然年龄小（最多也只有十一二岁），每次也都有我参加。而且把相对重量轻、报酬多些的“金瓜”给我打。这件事我是不但愿意干，而且是力所能及的。不过看庙这件事，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否则让我这样年龄段的孩子干是不合适的，一是庙里不但有一些泥塑“神”像，有的面目还相当狰狞（如周仓），而且在西厢房里还停放着数口备用的棺材（俗称“寿材”），前者我倒是不怕，因为关夫子当时是我素所崇拜的偶像，有他在，我还怕什么！后者就不同了，虽然明知到棺材是空的，但黑夜里看到它们总会联想到点什么。
    我力所不及或不愿意干（例如正式拿起打狗棍去讨饭）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发生的，主要是母亲舍不得让我去干。但万不得已时，也得去干。一个例子是大约在1938年秋，为了准备抵抗日本鬼子（实际上是汪伪军、俗称“二鬼子”）攻击黄县城，县里发动民工轮流到县城周围去挖战壕，政策是“有钱出钱（一块现大洋），有力出力”，出了钱的就可以免出力。我家无钱可出；我家当时就我一个男丁，刚满10岁，按说是可以被豁免的。当时的村长正是我的三祖父（我祖父的三弟，早已分家另过），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他却坚决不豁免我。于是我不得不借把铁锹跟着成年人一起去“出勤”，出工的时间是一整天，中午饭自备。我没有其他饭可带，只带了一块高粱面饼子，一小疙瘩咸菜。同去的有前面提到过的具有“高学历”的延修兄，吃饭时他给了我一疙瘩他带的肉皮冻。回来就上吐下泻，然后就昏迷不醒，据说是“霍乱病”。幸亏找了一位土郎中给我放了血（血色是紫黑的），才又缓了过来。
    问题在于，我家这种“极端贫困化”的境况，只有日见严重而没有任何缓解的指望。看来只有在祖传房产上打打主意了。我家的房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讲究的：临街一溜六间瓦房，由其中的一间作为街门和过道，分隔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东、西两个小宅院，西院两间自领一小院由我的祖父母居住，我幼时所读的一些初步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上论语》……等等，就是在这里由祖父指导进行的。东院三间“一明两暗”，东屋由大祖父居住，西屋由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居住。还附有一个小前院，院里还有三间破漏的厢房，可能有人帮母亲出主意，把西院两间房典（赁）出去，用得来的钱的小部分草草维修一下破厢房，祖父母搬进去住，余下的钱可以节省着贴补家用……。
    三个老人中，记得是大祖父先离世的。我前面提到的在关帝庙西厢房里所存放的几口寿材中，就有他的一口，我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置备下的，总之他的离世是用不着花较大笔钱买棺材的了。于是草草棺殓、“殡葬”，由于我父亲过继给他老人家为嗣，由我代替父亲披麻戴孝送终了事。紧接着离世的是继祖母（我家的彻底败落就是由于她吸食鸦片造成的），典房的钱又要用去不小的一部分给他买棺材。继祖母离世后，把瘫痪在床的祖父移居到大祖父原住的东屋里，由我陪侍，我母亲带着姐姐和妹妹住在对面屋，所以能够在夜里听到我被祖父拽头发哭叫的时候，起来与祖父“理论”。
    发送了继祖母后，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还剩下一老三小连母亲共五口人，今后的生活怎样解决?不久，祖父也因不耐病痛和饥寒而离世，这时典西房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记得为了给祖父买棺材，母亲伤透了脑筋，我已记不得是怎样解决的，总之是又负了一大笔债，才又草草殡葬了祖父。可以想象，母亲这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所以母亲绝望了。她后来几次告诉我，在祖父殡葬后的前三天，按照当地风俗是要给死者“送浆水”的，在一个下大雨的黄昏，雨下得沟满濠平，母亲孤身一人提着水壶到祖父坟上去“送浆水”，回来路过西南沟时，他驻足沟岸望着满满的一沟水，几次想投身跳下去了结她苦难的人生，向不公平的“老天爷”抗议。但终究不忍心抛下我们姐弟三人而独自远去。恩重如山的母亲啊！你的苦难确实是太深重了！你当时不肯抛下我们“远去”，我非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指望我长大成人扶养你、孝顺你，可是你的儿子究竟给了你什么呢？今年清明节前后，我不止一次地对你进行了至亲至爱的心祭，我还要把我心祭所思所想的全部内容详细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不但使我的后人，也不单使咱们的乡亲邻里，而且使所有崇德向善的后世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类型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母亲啊！你在天之灵还听得见你八十岁的儿子的心声吗？
    也许真如俗话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吧，祖父去世后不久，父亲有了音信了，而且托人带回来一点钱（记得是合20元贬值后的现大洋），这对我们家当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那个受托人却迟迟不把钱送来，紧急写信问父亲，父亲回信告诉了那人的住处（黄河营）。于是母亲带上我步行一二十里路，前去取钱，进去一看，那人正病危在床，得的是不治之症——肺痨晚期，我们进去时他妻子正在喂他药。说明来意后，告说钱已经被他用掉了。这真使母亲大失所望，且气愤已极，但“要钱没有，要名倒有一条”，而且已危在旦夕了。毫无办法，理论、争吵了一阵，只有忿忿而返，可以想象到母亲当时极度失望而且心急如焚之心情。
    但父亲有了音信，总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他是在黑龙江省延寿县所属的一个小村与人“搭伙”（实际上是受雇于人）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光景混得并不好。不过他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的计划——趁着他还有把子力气（当时他应该是42岁），把全家都搬到他那里去，当地土地肥沃而价廉，在那里租上一间房，再租上一垧地种，解决一家子的“温饱”当不成问题。母亲当然同意，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不再挨饿，而且可以解脱掉压在他身上的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于是计划很快就予以实施。为了节省一个人的路费（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父亲决定不亲自回来接，而是托个归家探亲的朋友，顺便把我们带出去。于是，母亲又托人作中把东院的三间房再典出去（曹锡恩家），用典资作路费。把家什杂物都搬到厢房里离去。当时显然是还想重回故里。……
    我现在想起离乡那天的情景，还心酸不已。那是1941年初夏的一天，我们带上所有的居家应用的什物，一家四口登上了一辆事前定好的“拉脚”的大车出发了。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出发前后村中人们不论远近，似乎都避开了我们，我不记得是怎样草草吃了一顿“上船饭”，便登上了大车，车把式一摇长鞭，大车启动了。这时母亲的心情一等是复杂的，一方面，应该因为苦日子将要熬出头而宽慰，另一方面，这毕竟是被迫离乡背井，而且要与他已经年迈的母亲——我的外祖母作生离死别，他一定感觉十分悲伤。而我门三个孩子，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大车刚启动时，似乎还有一种新鲜或好奇的感觉。可是车出了村西头，但见有一个人紧跟在车后约一两丈远的距离，紧跟不离，那是复善叔，是当时唯一与我家未出“五服”的堂叔。走着走着，他开始擦眼泪了，我抬头一看母亲，她开始抽泣了。我一下子控制不住，悲从中来，也开始时哭泣起来。就这样一直过了羊沟营，复善叔折返，气氛才逐渐平复下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