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继续宠爱:光影中重遇最好的张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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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国荣没有死,他也该有60岁了,不知道60岁的张国荣能帅成什么样子?今天,所有人都在怀念张国荣消费张国荣,只有张国荣自己,沉默是金。可是,纪念张国荣难道错了吗?张国荣为什么并没有被神话?
能够因为一个人的死,把愚人节变成“复活节”的,也只有他了吧。今年4月1日前夕,一段张国荣粉丝和张国荣隔空“对话”的视频在网络引爆。视频中来自百度贴吧的十位荣迷(张国荣的粉丝),在镜头前说出他们最想对哥哥说的话。而他们在录制视频时听到的张国荣的语音回应,则是百度通过“情感语音合成技术”实现。
有人说,在华人娱乐圈,有两个人去世后比生前更受欢迎,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Beyond乐队的黄家驹。也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让今时今日的我们还在年复一年地纪念张国荣?为什么一个人死去,能够比活着的时候还要红?
的确没有一个华人明星,像张国荣这样,死后粉丝有增无减,成为永不过时的偶像。张国荣的影响力,原本更多是在香港。十三年前他去世的时候,正值SARS,可是哀悼的香港市民依然挤满了街道。可是内地的青年一代真正认识张国荣,却是在他死后年复一年的悼念中,有些人是真的深爱张国荣,有些人爱的也许只是所有人都深爱张国荣的氛围和感觉。连许多媒体都说,纪念张国荣已经成为一种“纪念文化”,不管标题有多么千篇一律,还是要做下去。
是啊,为什么要做?张国荣也不过是个歌者而已,用不喜欢张国荣的人的话来说,一个戏子而已。他凭什么?
每年这么多人怀念他,纪念他,分析他,消费他,争论他,只有他不再说话,那么多歌在朋友圈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只有他听不到。“人纵有千般本领,终敌不过命运。”我们对他的怀念,是否真的只是一种小资情怀的一厢情愿?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
因为张国荣死后13年,我们失去了华人巨星。
把张国荣放在他身后13年华人娱乐文化背景下去解读,我们会发现太多的无奈。消费模式的改变已经让音乐产业山河日下,拥有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华语地区已到了无新歌可听的地步,我们再也看不到张国荣演唱会那种华丽到让人目瞪口呆的突破性表演,只有各种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反复出现的华丽编曲和飙高音。金像奖仍然是年过五旬的刘德华、郭富城、刘青云、张家辉等人的游戏,年轻一代青黄不接,张国荣死去以后多年,香港电影没有死,却也没有活过来。
当年陈凯歌拍《梅兰芳》之时,人们突然想起他,是因为再找不到能演这个角色的人,其实除了这个角色,他在其它方面就可以取代吗?他能写歌、谱曲,能演戏能导演,董桥在文章中称他是“最后一个西关大少”,其斯文、艳丽,浓郁的文化气息,是其撩人之处。他是这些年唯一可以冠以“美丽”而不会有人质疑的男人——并不是死去的张国荣创造了这种魅力,而是当年活着的张国荣成就了这种魅力。
抛开所谓的纪念文化,与其问张国荣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不如问他为什么再也无法被取代?流水线工业时代的小鲜肉层出不穷,我们甚至来不及记住他们的样子,又一波小鲜肉就又红了出来,可是这么多的小鲜肉,谁有张国荣这样的才艺风流,有他敢为天下先穿上苏格兰裙的做派,有他不疯魔不成活的演戏态度,有他重情重义提携后辈的情怀?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怀念张国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张国荣去世后,人们对“张国荣”这个文化符号的解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比起他的音乐和电影作品本身,我们反而更多地在争论他的文化价值,他活着的时候,只是一个坚持音乐和电影梦想的人,死后却要承受他是否被神话的争论,这真是娱乐至死的最好例证。
媒体将张国荣的风华尽情渲染,加之他的死,令他不由自主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张国荣”三个字,的确已经超越了他自身的意义,褪去光环,也许他不过是一个裁缝的儿子,一个香港文化产业创造出来的成功产品。今天怀念他的人也正在老去,90后00后正在爱着的,是一茬又一茬的鲜肉老公和偶像,他们中能有几个,真的认识张国荣?
可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张国荣只是被神话的符号,这个男人真真实实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他唱过那么多好听的歌,演过那么多好戏,中国人爱他,难道真是只是通过一个叫“张国荣”的符号,宣泄自己的情绪?
多年以后我们仍然记得,张国荣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大街小巷的人们都不相信。十三年过去了,我们一遍从他的歌,他的电影里重温他的一颦一笑,一边还怀抱着幻想,等待着张国荣从香港文华酒店走出来告诉我们,这一切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怪你过分美丽,我们还是无法忘记。
没有任何怀念是矫情的,我们消费张国荣,也纪念张国荣,娱乐至死的时代曲中,未必没有真情。可这终究不再是张国荣的时代,而是老公们的时代了。新国民老公宋仲基曾经在2012年与张国荣隔空对唱《当年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张国荣现在出演《太阳的后裔》,会不会柳上尉就要在剧中孤独终老了,毕竟有张国荣在,还有柳上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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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被张国荣缠绕。每年看别人回忆他,纪念他,分析他,消费他,神化他,只有他不再说话。今年的纪念有了新内容,《阿飞正传》失传片段找回,1984年的旧片《缘分》在内地上映。一年365天,有一天属于张国荣。一年年的纪念,一年年的老调重弹,渐渐的,我们也好像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纪念张国荣?张国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尤其对我们内地受众来说,对于张国荣的迷恋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在香港,一年一度的怀念张国荣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内地,身处全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下,我们怀念张国荣时,到底在怀念什么?
有一种论调说,荣迷以白领、小资居多。这样的论调本身有没有实证的支持,小资本身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命名。但在内地,张国荣确实以小资偶像的方式被供奉,来阅读,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搜索张国荣的纪念文章时,看到一篇网友的帖子,说“人民英雄为什么比不上自杀的戏子”,帖子里说的人民英雄指的是同样在4月1日去世的海空卫士王伟。这样的提问只有在内地的语境下才会被提出。张国荣与王伟,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本身堪称无聊的提问无意间说出了我们理解张国荣的语境差异。提问者本身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去比较两人间的死亡意义,而问题在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张国荣的死更多是一个审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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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张国荣代表的是今天许多小资的人格理想。譬如,对于张国荣的形象建构中,一个极端突出的地方在于对某种本真性的强调,这个本真性贯穿他的人格、性取向、表演与歌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是张国荣的自白,也是千千万万小资的自我想象。李陀分析过上世纪90年代小资写作的泛滥,一个显著特点是意识流的泛滥,自由间接引语无节制的引用,而背后其实都是以“我”的本真性的立场上发言。从“我们”到“我”,中文世界的这一微妙转换本身不仅是写作者本身的自我想象,更是数量庞大的小资群体的自我指认。
同时,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他在电影里替代我们以孤独的手势说出那句“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
在受众那里,这放纵不羁的一生需要以一个惊世骇俗的离世才能获得审美意义上的完满。惊世骇俗的死亡语法,不外乎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悲壮死去,或因个体的精神困境而决绝自刎。在一个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所能引起的审美震撼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虚无的,只有一个文化工业下生产出来的艺人的自杀才具有普度众生般的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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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说:你们爱的,只是烈士。回想起来,在每一个文艺青年鸡飞狗跳的青春期,我们也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在策马奔腾的年纪轰轰烈烈死去的幻想,我们也相信过侯孝贤《悲情城市》里那个跳瀑布自杀的女孩的传说: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随风离枝。我们也迷醉于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戕,我们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
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自杀想象背后的古典时代的日本意识、日本二战后的历史现实、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困境,这些都来不及深究,或者无意去深究,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自杀的姿态。张国荣的自杀,也可作如是观。他以生如夏花一般的绚丽包扎了我们对于人生的传奇性的全部想象,至于他和背后的香港的关系,与我们无关。
因此,13年纪念下来,很少有人会提到张国荣在《红色恋人》里演过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共产党员,这样主旋律的身份设定或许不符合与革命绝缘的小资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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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死更像个政治事件。他的死,给一座风雨飘摇的城市下了一道悼词,梅艳芳之死是第二道。回头来看,与其说张国荣是“香港精神”的化身,倒不如说是香港精神、香港意识的危机。
所谓的香港精神是什么呢?是早期周星驰喜剧里那种至贱有至福的泼皮无赖相,是麦兜系列里那种“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式的豁达,是梅艳芳临死前一个月上郑裕玲[微博]的节目时对全香港人作出的那个“I
am still here”的承诺。
曾经,最怀念张国荣的人是谁呢?马家辉说:当我们说香港人怀念张国荣的时候,需要区分,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有不一样的意义。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的“切肤”,仍是确确切切的痛楚。
马家辉或许只说对了一半,那些不与张国荣处于同一时代的香港人在纪念张国荣时,又在纪念什么呢?我想,那些新新人类对于张国荣的怀念,也是对一座城市的爱。在怀念张国荣的名义下,不论是不是荣迷,都会再说一句:原来香港的夜色这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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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去看重映的《缘分》,张曼玉、张国荣和梅艳芳在建成不久的港铁里玩缘分游戏。为了两个人的相遇,整个城市加开了一列地铁,这样的剧情只有在香港人和这座城市的共情结构里才能成立。这可以看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童话式的改写: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因此,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他的升起和跌落和这个城市的兴衰保持同一频率。
而我们对于张国荣的沉迷,或许就是一个小资梦的投射。张国荣标识的异质性的美学,也只有放在小资美学的范式下得到理解。他在审美的领域里有多摄人心魄,在现实层面的我们就有多倍感无力。相较于香港人对张国荣的纪念的政治性,我们的纪念反而来得更弱,最终变成一种有教养的自说自话自伤自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