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洲曲》后记

郑小驴

二○○九年秋天，昆明阳光普照，在那儿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西洲曲》的初稿。在缺乏经验的世界里，时而激情燃烧，时而沮丧不安，我意识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我以往的中短篇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很多次失败的经验告诉我，百米冲刺过后意味着疲惫和心虚，只有放平心态，储备体能，方有成功地跑完长篇的马拉松。写完初稿后，我离开了那座城市。四年时间以来，我一直缺乏勇气将它拿出来示人，甚至缺乏修改的激情。我以为这个弃儿将永远离我而去。它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它。我们将彼此陌生，渐行渐远。

和所有喜新厌旧的人一样，大家都在有意地遮掩自己幼稚的过去。他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在路上，用新的履历去覆盖过去不值得回味的往事。二○一二年，我雄心勃勃，试图用一部新的长篇与过去的这部不成功的习作说再见。

但是当我准备彻底放弃《西洲曲》时，有天猛然地想起了堂姐，她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复述的热情。大约十六年前，这位堂姐因为躲计划生育，深夜潜伏至我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如果没记错，在她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某天深夜被突如其来的一批干部吓得匆忙躲进了地窖，因长时间处在混浊的空气中，导致流产。死婴是个男孩。她为了要个男孩，做了不下三次的人流。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我相信，这次打击对她而言是超乎寻常之想象的。好在她并没有自杀，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后，咬紧牙关又挺了过来。几年后，我听说她狡兔三窟后，终于成功地添下了一个男丁。只是身体基本上已经垮了。后来再见她时，昔日容颜清秀的她，脸上布满了妊娠斑，皱纹绵延横陈，在时间面前，她过早地屈服，衰老了。这朵曾经我为之骄傲的魅力之花，站在众多普通的乡村农妇面前，别无二致，早已泯然于众人矣。我算了算，她一生最为美丽和宝贵的青春期，至少有十年时间耗在了与国家政策玩捉迷藏的游戏中。

我决心将《西洲曲》进行一次大修改，几乎是重新写一遍。原来十二万字的小说，舍弃了近七万字。小说的主题不再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而是侧重到了比较沉重的话题：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命运走向。

我借用那段青涩的少年回忆，来书写我们这代人对计划生育的记忆与看法。事实上，三年前写短篇《鬼节》时，就涉足到这个题材了。那个小说采用了我的童年记忆。我没办法忘掉计划生育带给我童年时代的恐惧与不安。深夜的手电筒、狗吠、敲门声，干部们的威逼利诱与专横跋扈——它们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同龄人中也会有很多和我拥有过同样记忆的人，计划生育算得上是八○后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了。它就像一座黑沉沉的大山，横亘在我写作道路的前方，选择回避，显然不符合我的性格。

我永远也忘不了某天赶集的路上，因躲计划生育而弃家而逃的人，他们的房屋被砸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大洞，屋檐片瓦无存。干部们用野蛮的手法惩罚这些躲藏户，他们常踹掉大门，敲开墙砖，揭掉瓦片，再搬走家里能搬得动的一切东西。这些凋敝的荒无人烟的房屋无不显露出凄凉的景象，有的甚至长满了蒿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誓不生个儿子，永不回家，永不妥协。传统的观念在他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不可能凭借国家意志而转变。我决定将他们这一朴素的梦想与诉求写进我的小说。我从不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国家权利被集中到某一人或部分人身上时，他们的个人意志一旦替代国家意志，对老百姓而言，便会演化成一场折腾不息的灾难。我们习惯将这些悲剧的根源归罪于体制，却很少归罪于执行国家命令的具体的个人。正因为这些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道德感的螺丝钉们，披着合法的代表国家意志的外衣，有恃无恐地制造着一起又一起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们法律或道德上的约束与惩戒。我想，在他们在实施野蛮行径之前，如果能想一想，这么下去，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得到惩罚，付出代价，情况又会怎样呢？我让小说中的谭青去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我关注到的一些社会事件中，很多悲剧的诞生都是因为僵化的体制造成的。站在施暴者的立场上来讲，他们并不感到负疚和自责，因为“体制”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他们的替罪羊。任何场面，他们只需将体制作为挡箭牌，便能心安理得地推卸掉自身的负罪感。受害者们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他们唯一能反抗的，是直截了当地从千人一面的施暴者当中，揪出具体的个人，以牙还牙。小说中的谭青大概算得上这样的受害者。他的妻儿因为计划生育而双亡，代表国家意志的“罗副镇长”和“八叔”等人是直接执行国家命令的具体个人，在谭青的世界里，他们是国家意志最强势一方的代表，元规则下的真凶，是他们导致了悲剧的诞生。这场生存游戏最后只能以血腥收场。谭青付出生命的代价，让他们接受了施暴者应得的惩罚。但这样的暴力循环并不能终结悲剧，相反只会让更多的悲剧上演。在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也很同情罗副镇长和八叔等人，他们身上也带着深深的悲剧色调。

深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八○后，相信对这项国家政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我而言，童年时期深夜的围堵，政治标语，口号，妇检和弃家逃离的凄凉景象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个人，我无力在这项饱受争议的国家政策面前说三道四，我只能忠于我个人的记忆，我的立场，我的看法，用文字还原记忆中的真相，仅此而已。

2013/4/15  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