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天宫》向八十年代文学学了什么

李先国

提到湘西，就会有两个作家涌入我们的头脑。一个是沈从文，他把湘西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田园世界。另一个是韩少功，除了《爸爸爸》，还无意中吹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号角。

郑小驴《望天宫》中的湘西显然不是世外桃源。他叙述的故事有很多我们可以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找到原型。例如，对山歌，关于蛇好色的传说，赶山，喝雄鸡血酒，还有蚩尤与丙崽在形象上的相似。一个八零后作家与其出生前后的文坛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关联，或许印证了当今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最先打出“重返八十年代”的旗号、以“知识考古学”作为理论资源进行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的李杨曾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说，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仍然是八十年代奠定的。”[i]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事件，“寻根文学”如今已经赢得了文学史的承认和记载。如同文学史上的诸多命名，这个通俗名称的形成带有几分偶然——韩少功的一篇短文《文学的“根”》是这个名称产生的最初缘由。“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韩少功这一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一批当年没有很多理论修养和准备的中青年作家打着“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口号，开始对民族文化的渊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例如阿城、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王安忆，等等。但是，我们从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王安忆的“三恋”、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一根绳子》、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包括韩少功的《爸爸爸》读出来的都是民族的苦难记忆。说到底，“寻根文学”不是对民族的田园叙事，而是一种苦难叙事。郑小驴笔下的湘西显然也继承了这种苦难叙事。香花，头嫁丈夫死于矿难，生的儿子先天残疾，二嫁丈夫是个瞎子，瞎子后来自杀，香花也不知所终。六六，旺盛的生命力并不能得到延展，年纪轻轻死于非命。经济发展的广东，对这个区域来说，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使人头发发黄身体变瘦的异域。

南帆曾经分析“寻根文学”的许多作家对地域性文化与形式各异的民风民俗的偏好：“韩少功追慕的是楚文化的绚丽狂放，贾平凹迷恋的是秦汉文化的朴实深重；阿城、李杭育都对老庄、佛、禅以及种种非规范的民间文化表示喜爱，而张炜则多少为儒家精神与人格理想所感动；张承志不顾一切地投入草原，投入一片回族的黄土高原，郑万隆则坚定地植根于他的‘那片赫赫山林’”[ii]在我看来，把他们凝练起来的是一种苦难叙事。从生活事件、人物命运等等方面综合来看，郑小驴的《望天宫》继承了这种苦难叙事。

郑小驴的《望天宫》继承这种苦难叙事的同时，也继承了那种国民性批判意识。

托多罗夫认为叙事作品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相似，可以用分析句子的方法来分析作品。换言之，任何作品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句子。《望天宫》这篇小说换成一种简要的叙述就是：“我”追忆舅舅之死。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如此更换题目平叙下去，也许就是平庸之作。郑小驴的成功在于：一是暗示了作为国民性的象征人物的蚩尤的强大，二是将这种国民性批判从个人转向社会。

蚩尤并不是小说的主角。小说的主角是舅舅。舅舅没有正式名字，别人都叫他六六。

叙述者以一种崇拜的口气开始对舅舅的追忆。舅舅从小学木匠，方木匠、圆木匠、雕花木匠的活计都会，他聪明伶俐，给人做的木椅在他死后三十多年依旧没坏。舅舅天生一条好嗓子，山歌能把最高的一个声调拉得像牛皮糖一样长。张天师都想收他为徒。舅舅能喝，舅舅霸蛮，孔武有力，打猎是一把好手，一般打猎都是去打野猪，打架也很冲动。总之，通过各种事件的回忆，舅舅体现了湘西人的血性。叙述者崇拜的舅舅却死于非命：小说开头就写舅舅死于壶峰寨和奉尕寨之间的一场械斗。但在叙述者的追忆中，我们发现六六实际上是因一场不该有的爱情而死。六六是爱香花的。小说里有三个细节，都是六六问外甥香花好不好、美不美、自己死了香花会不会哭，还有一次问自己的歌声会不会让蚩尤(香花的儿子)实际上也是问香花会不会听到。另外两次细节是六六在外甥面前做下流动作，这不过是他爱恋香花的不自觉表现。香花也是爱六六的。她也有两次通过六六的外甥打听六六的消息的细节。但是香花的二嫁丈夫瞎子是六六的堂叔，所以六六与香花之间是一场不伦之恋的偷情，尽管小说暗示了瞎子可能是个性无能。小说明写令人崇拜的六六，暗写想方设法不能容忍母亲偷情而向六六报复的蚩尤。把如此有生命力如此渴望爱情的六六毁灭给人看，足见六六是一个悲剧人物。实际上对歌不成结合无望后的六六已经生不如死，把参加械斗看成了慷慨赴义。再看蚩尤，不顾他人性命，只为报复，多次下毒、暗算，最终得逞，他身上无疑有心胸狭隘、阴险、狠毒诸多值得批判的落后性格。正因为小说没有以蚩尤为主角，总是把他放在弱小或暗处，使整篇小说充满了悬疑。在传统神话中，是代表文明的黄帝战胜了蚩尤，这是后来炎黄子孙引以为傲的。但小说里是蚩尤战胜了聪明、勇敢、自信、有干劲的六六。不难看出作者的取名的意指：落后野蛮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扼杀了文明的进步。

把六六看成悲剧除了他被蚩尤暗算外，还有六六与其父的冲突。其父坚决不允许他出去打工而将一个蓬勃的生命力禁锢在封闭的生活领域里，简直可以算作为蚩尤报仇成功的帮凶。与六六相关的瞎子，除了希望有儿子报复外对其他就麻木不仁，其自杀的行为同香花的怯懦一样表明其是一不觉醒的愚民。由此，作者将对国民性的批判从个人转向了社会。尤其是蚩尤在被采药人带走后人们纷纷去寻找他时在大熊山发现了蚩尤场屋，纷纷争论蚩尤被黄帝打败后便死在这里。“我们都是蚩尤的后代”，“黄帝与蚩尤为同祖同根的胞族！”对整个“壶峰寨人”的批判昭然若揭。

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寻根文学”很快式微。但是，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远未定论。九十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之中，这个问题再三泛起，不断制造理论漩涡。[iii]丁帆认为，这场文学创作的热潮是一场理论的闹剧!许多“寻根文学”的创作又回到了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义的原点上。丁帆认为这场运动是一个文学上的反现代性的运动。它不但隔断了中国文学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也阻隔了作家对世界文学格局的深入了解，是对西方文明、文化和文学的无知。[iv]但这私毫无损于人们继承“寻根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与宗旨。尤其是当我们反思现代性的时候，看到工具理性无法解决人类今日面临的问题，这种回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往往在不经意中能抚平人们心灵的创口。

注释与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