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之子――邓传密及其篆刻艺术
高鸿
邓传密(1795――1870)原名尚玺,后更名为传密,字守之,号少伯(一作少白)。为有清一代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53岁时所得之子。
据《怀宁县志·文苑传》载:“传密十一岁而孤,卒能绍述先业而昌大之。”
其实,传密何止“十一岁而孤”,在其七岁时生母沈氏卒,八岁时又经历了其父续弦(取邑人程氏为妻)的家变,逾二年,其父卒。
邓石如卒后,邓传密曾一度住在安庆西门外大观亭畔天花庵――完白山人读书处(即余之沐喜堂东隅)。后由山人生前好友李兆洛“携游浙粤,教育如子弟然”。由于李氏对传密的关怀甚笃,传密眼界日渐开阔,学业日进。时逢龚自珍、何绍基、包世臣等文坛俊颜,对他莫不“引重与交”。此与邓完白当年颇受梁巘、梅镠、曹文植、刘镛、姚鼐诸贤的推重别无二致。其才、其学、其识不难想见。
为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篆刻艺术水平,更多地搜访乃翁“随手随佚”的法书印作,传密可谓不辞辛劳。道光年间,曾往返于北京、山东二地,至咸丰年间旋转徙江湘等地,凡历时十余载。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自此,其学业日进,名声日隆,书艺也渐入妙境。
传密的篆、隶书,稳练持重,笔酣墨饱,深得乃翁的精髓;行草书更是步入乃翁的堂奥。传密之为文、为书,世不以为鲜,惟其篆刻流传极少,无由多饱眼福。
近无意得见传密1846年前后在常熟为收藏家张约轩和大书家杨沂孙所刻三方印章(见附图),实属难得。
图一“约轩过眼”一印,从印风上分析,当是规模乃翁“笔歌墨舞”(图二)的。从有关资料上得知,“笔歌墨舞”一印后来为传密访得,得此佳构,自然是朝夕把玩,体会尤深的。以致其在为张约轩镌“约轩过眼”一印时,乃翁的精神风貌也就极为自然的流露在传密的刀笔之下。所不同的是传密之作更趋强调和注重“印从书出”这一崭新的印学思想,追求散宕灵动的艺术效果;其边款亦宗法乃翁,信手走刀,刻得轻松安详,饶有古趣。
图二“杨”和图三“子与”二印系传密为其书友杨沂孙所刻。
“杨”字印式作正圆状处理,这在乃翁的印作中似不多见,然笔姿刀趣却是从乃翁中来。从“木”部到“易”部,恰如柔毫蘸饱浓墨后尽情写去,由浓到枯,不仅起到了平衡轻重的作用且也给人以“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的美的享受。
“子与”一印,显然是胎息完白翁“子舆”(图四)而有所变化的。“子”字“口”不袭乃翁椭圆状,而是上圆下方,极注重和强调起笔、行笔、收笔的微妙变化,加上下部那向左一勾,顿使全字精神粲然;“与”字上部笔道略细于右字,以求繁简有别,与下面两个“又”部形成了“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对比。再,“又”部又不同于乃翁作“拱拳”状,而是齐头并举,且六道向上的线条的曲与直、粗与细的变化顾盼有姿,这等避易就难“能于同处求不同”的匠心处理,着实令人钦佩。
遗憾的是,邓传密的印作除此及部分自用印外,至今还未见他谱有所录。以传密近六十年的艺术生涯来推想,相信不会仅此而已。
奇怪的是,史料上竟只言其书而不言其印,就连那位乐于在自己的作品上敲打传密印章的杨沂孙,也只说过“(传密)敦朴能诗,篆隶有家法”的话。故而,百余年来,在论及“邓派”传人时,也只言包世臣、吴让之、王尔度等,独少语山人之子邓传密。我以为,这似是印学史上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