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红领巾出关的孩子 （一）（转载：加拿大七天文化传媒集团首席记者胡宪的博文） ...

     过海关时，穿制服的叔叔惊讶地说：“呦！我在这儿干了十多年了，今儿个是第一次看见带着红领巾出关的孩子。”

     知道丈夫和女儿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在蒙特利尔的机场里激动得手足无措。公寓，早在一个月前就找好了。为了孩子的安全和教育着想，我可真是煞费了苦心。我们的公寓紧靠富人集聚的西山区，英裔和法裔各占一半，治安好，交通方便，以我微薄的工资能把家安在这样的地方真让我自傲。两年前，我是提着两个衣箱，揣着自费留学的签证从这里下的飞机，举目无亲，如今我已用自己的双手为丈夫和女儿筑起了一个温暖的窝。虽然家具破旧些，但整洁宽敞，应有尽有。今早我还特意为爱吃海鲜的丈夫买了龙虾，为女儿准备了熊娃娃。

     第一拨“乡亲”从机场的滚梯上下来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妞妞还能认识我吗？”我虽然精心化了淡妆，但八百个日夜的孤军鏊战已在我的脸上留下了难以遮掩的痕迹。

     终于看见他们了，先脚后头，丈夫微笑着弯腰对女儿说着什么，指指我。我怕吓着孩子，强抑着激动，轻轻叫了一声：“妞妞”。没有发生想象中又哭又笑的重逢场面，妞妞疑惑地盯着我，半天眼睛都不眨，看得我心发毛，泪上涌，我将齐胸高的女儿一把抱起：“还认识我吗？我是妈妈呀！”我想她定是认出了我的怀抱，因为她轻轻叫了声：“妈妈”，随即又转头冲她爸爸喊：“爸，快拿给妈妈看！”我用眼光询问丈夫。

     “噢，是这个，”丈夫从裤兜里抻出一截红布又捅进去了，“她的红领巾，飞机上睡着时我给摘了，她这儿正不乐意呢。”

     妞妞撇着嘴说：“爸爸说，警察抓。”

    “没那么严重，不过我们现在是客人，总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我笑着对妞妞说：“我的小妞妞也带红领巾了，和妈妈小时候一样。”妞妞笑了。

     为了让妞妞喜欢新的家园，我带她玩儿游乐场，逛唐人街，吃麦当劳，可几个月过去了，妞妞还是不快活。与大多数孩子大相径庭的是她就是觉得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奶奶烙的馅儿饼比比萨饼要香几百倍，她怀念北京家楼下花园里的蜗牛，她还没有过足带着红领巾上学的瘾。在现在的学校里，她没有朋友，别人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在教室，在校园，她总是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她“欢迎班”的法语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妞妞可能是个有语言障隘的儿童，要去看医生。

    “见鬼！”妞妞能完整地唱出“大约在冬季”，说起“大灰狼来了”等等歌谣一套一套的。不用说了，只能是心理障隘。

     我对女儿说：“妈妈很高兴你是个有荣誉感，有信念的好孩子。我们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难道你的红领巾真的是用剪子从红旗上铰下来的吗？真的是用血染的吗？不是。这只是我们放在心里想的。我们不一定要把红领巾带在脖子上，我们可以让它所代表的先锋与荣誉同样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人不了解我们，有的还看不起我们。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小先锋，应该让这个世界了解中国，为中国儿童做个注解，做个榜样。”妞妞的眼睛瞪得很大，一付严肃地聆听命令的表情。

     第二天，当老师又在黑板上写出了一堆20以内的加减法运算题时，妞妞勇敢的走上了讲台，拿起粉笔在老师和全班同学诧异的沉默中，将所有答案一口气写出，跟着又写了几道四则混合运算题后，转过身用自信的眼睛告诉老师那些题令她“吃不饱”。

老师懂了，老师特准她在别的孩子做算术时给她加法语小灶，我又请了当地朋友来家里教她。妞妞的法语突飞猛进，没几天，她的老师又打来电话了，这次是告状妞妞用法语和小朋友吵架。我不问青红皂白一个劲儿的说：“太好了，谢谢您！”

     妞妞的思想转了弯儿，变被动为主动后，学什么都快了。一天她回家不可思议地和我讨论：她拣到了一根跳绳，要交给老师，老师不收，说谁拣的就归谁；今天一个男生又一次打她，她告诉了老师，老师不管，让她自己处理。我知道她也碰上了“西风不相识”的问题了。入乡就得随俗，我对妞妞说：“咱中国人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不赞成暴力，但我们一忍、二忍不能三忍。怎么着，他特高吗？不；他特壮吗？不，那么下次他打你，你就打他；他推你，你就推他，谁怕谁呀？”对这一全新的说教妞妞兴奋极了。

     东西方文化有差异，道德伦理有不同，妞妞在妈妈的鼓励下，在身体力行的摸索中顽强前进，后来所向披靡，没人再敢欺负她。

     每次我去开家长会，老师都会在胸前划着十字说：“如果我的学生们都能象你的女儿那样，我就要天天感谢上帝了。”

     在毕业典礼上，我看完了妞妞演“长颈鹿医生”给森林的“动物们”看病的话剧，然后坐在小小的课椅中听校长发表我听不懂的演说，忽然，我听到了妞妞的名字被校长全部用“去声”念了出来，所有的家长也转过头来看我，并鼓起了掌，我即使再“法文盲”，也明白了是我的女儿为她的母亲挣来了命中最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