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翼》
 

    20世纪初，在西方还在满世界地寻找初民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时，探寻中国社会出路的有志青年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人类学方法，拿到中国社区来考察中国文化。这对当时以异文化为主要对象的西方人类学研究来说无疑带去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用西方人的方法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尽管被许多保守派批评"不是人类学研究"。其中，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无疑是这其中极为出色的一本著作，被国外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列为中国研究的书目之一，出现在许多著名的汉学人类学家著述的参考书目中。

    《金翼》用小说的形式以林先生的家乡福建闽江边一个乡村的两个农人家族的兴衰为线索，描写和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家族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活。林先生旨在通过对两家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描述中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况及其原则，及社会结构的状况。因为在作者看来，"一个家族的兴衰并非是由风水的好坏决定的"，"在谈到帝国、家族或个人的命运时"，"探索的是人际关系"[1]。

    对于福建乡土社会的结构，作者提出了以下几点：

    1、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结构。人是竹竿，橡皮带是联系着不同人的社会关系。每个人的变动都会影响到他人。

    2、人的关系体系是出于有恒的平衡状态，即均衡。这可以用生物有机体来类比。这种均衡状态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

    3、物质、技术、人和体系之外的要素改变都会引起体系的改变，人对这样的改变有一定程度的调整能力，但受到文化制约。

    从作者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金翼》是这样一本著述：即用结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方法对中国社区的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结构功能主义在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代表人物有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将每一种文化都视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体系，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2]但由于布朗更关注于诸种社会现象下面的组成结构，即社会结构，他的理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我国老一辈人类学家都受到了功能主义的影响，而林耀华先生更是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真传。我们从布朗对社会结构的论述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构功能主义在《金翼》上留下的烙印。

    布朗认为：

    1、社会结构是指一个文化统一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包括人与人组合的各种群体及个人在这种群体中的位置。

    2、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制度"支配的，所谓制度是指某些原则、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关于社会生活的行为模式。

    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动态的社会现象，但是，社会结构的形式是相对稳定的。

    对照林耀华叙述的福建乡土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林先生提出的"竹竿与橡皮的框架"、均衡等用以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不过是布朗的理论在中国社区的表述；在中国，支配人与人关系的"制度"就是在《金翼》中一直作为主线的家族制度。

    在20世纪初，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是将西方人类学方法引入解释中国文化。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由当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本身所决定的。功能主义运用的是自然科学方法，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存在普遍的可以认识的客观规律，在太平洋岛屿土著社会寻找出来的规律也可以解释其他异文化地区。因此，国外汉学人类学家和中国人类学家毫不犹豫地把功能主义拿到了中国。第二，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只有走西方道路才能促使中国赶上西方。像林耀华、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到西方去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被视为最"先进"的功能主义自然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

    因而，在今天看来，《金翼》即将"变量"（中国社会现实）代入"公式"（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布迪厄曾这样批评西方学者，人类学者所做的实际上是把西方本文化的逻辑施加在非西方文化上，并毫不反思地把这种匹配性的联想视为是当地生活的现实。从而，他们的社会模型是"从上而下"地重新构造起来的，而这里的"上"就是人类学者本身用以刻画社会生活的一套规则。而在当时，不能不说中国学者是在同这些西方学者一起用西方建构起来的理论来描述中国社会。

    这样，《金翼》就存在以下一些缺陷（有些同样也是功能主义的缺陷）：

    首先，用西方在研究简单社会时建立起来的人类学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区，无法描述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复杂文化系统。同时，在使用西方话语的时候所使用的西方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东方文明中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也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如格尔兹所说的"意义之网"。

    其次，将研究对象（福建一小村庄）在历史进程中截取了一个横断面，缺乏有机的历史联系；又将其视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忽略了这个体系之外的要素。这样就造成了机械地描述文化现象而流失了其深度和广度。比如，在书中第六章《村里的节日》中对春节的描述简化成行为（撒黄豆、烧爆竹等）和符号（对联、年历、纸钱等）的堆积，而这背后所隐含的人们的宇宙观和思想渊源几乎没有表达出来。

尽管这样一本书因为方法论的原因没有在一些方向上进行拓展，但这本书毕竟向西方展现了逼真的中国文化图景，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人类学资料。

 
 
《银翅》 

 

    差不多四十年以后，林耀华先生的学生庄孔韶写了《金翼》的学术续本《银翅》，是对《金翼》研究的那个福建村庄的二次考察。

    曾经在《清华社会学评论①》上读到一篇清华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小军对于这本书的评论《〈银翅〉中国的现象人类学？——兼论人类学的本土化》。此文章将《银翅》视为现象学在中国的运用，在对本土化的论述中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是没有特权的。这两点刚好针对《银翅》提出的两个本土化研究方法：直觉主义（culture intuitionism）和中国文化的反观法（the looking-back method）。在我看来，这两个方法正是对《金翼》的中国文化描述在深度和历史维度上的拓展。

    格尔兹认为文化的描述必须是深层次的，要揭示出当地人行为背后的意义，即"深描"。在此基础上，庄孔韶提出理解中国文化深层次的意义离不开"直觉"二字。他指出，"在古今传承的伦理与组织性文化中，有传统道德哲学与文化制度塑膜了一般性文化意义和直觉思维"[3]。因此，无论是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还是普遍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存在许多直觉的成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必须经过中国文化的教养、人类学知识的训练，才能建立起中国田野工作中所需要的极为灵敏的观察力、联想力和理解力。书中一个比较显著的文化直觉的例子就是对渔政会议的描述。"渔政会议过程复杂地呈现了一种连续性暗喻的发送与接受，其相互运作导致了会议整体性关系的整合。然而如果不理解中国文化的结构，地方人际关系的具体状况，一些社交程序与一些言说的句子的内外含义（隐喻）便难于识别，而人类学的观察能力便在于应能意会那些语言及其背后隐语的含义"[4]。

    由此可见，直觉主义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类学家要求颇高，不仅要熟悉当地人生活、政治经济背景，并要能够很好地了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研究上相对于外国学者的确是有特权的。外国人类学家即便是在中国蹲点数年，对中国文化的直觉在有了母文化的前提下始终与那些在中国成长并被中国文化训练有素的中国学者无法比拟的。

    庄孔韶提出的文化反观法是建立在雷德费尔德（Redfield）的"大小传统"模式上的。在雷氏那里，大传统是以都市为中心、以绅士阶层和政府为发明者和支持力量的文化，小传统是乡民社会中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两者具有互动关系。庄孔韶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在一个总的原则下以儒家为中心，释道为补充的上层文化向基层疏导，基层对其补充和变异。田野工作是不能缺少对上层文化的关注的反观法作为补充的。甚至在他看来，由于主要是上曾向下层的单向输导，反观法具有先决作用。这就拓宽了对中国文化广度和历史维度的考察，因为反观法不仅仅是反观当时的高层文化，出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更要追溯历史。文化反观法是支持中国学者更有研究本文化优势的另一个原因。

    对于中国学者是否比外国学者更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优势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下面要说的是，庄孔韶企图对《金翼》的研究方法作出修正，甚至颠覆。

    首先，在民族志写作上，进入田野时，作者为了不限制自己的视野、遗漏掉更重要的经验事实，而努力不让理论对自己束缚。力图通过观察、直觉描述现象，解释文化含义。

    其次，方法论上提出了直觉主义和反观法，在文化现象描述的广度、深度和历史维度上都有很大拓展。

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给予作者颇多启发。解释人类学是将现象学引入人类学，认为文化的研究应该回到事物本身，对当地人行动进行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应当是人类学家在当地人对自己行为解释的基础上进行概念的重构。一方面，人类学家应对当地人和异文化"经验接近（experience-near）"，因为他们必须深入当地人的头脑中去了解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另一方面要"经验远离(experience-distant)"，即用人类学家的学术训练对其进行概念重构。而在民族志写作上，根据"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人类学家应当把一切假设搁置一边，去了解当地人的自然态度、当地文化的真实状况，更多进行阐释性描述，而不是一昧地提出问题和观点。在这两点上，《银翅》无疑是受到解释人类学影响的。"直觉"就是在深描基础上提出来的方法论。作者在田野工作中，不仅努力去接近当地人，而且用主观（作为人类学家，而且作为一个诗人）的视角去解释和感受。他甚至直接写到了格尔兹著名的"眼神"："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于我最初几个月的不同在于我已了解了他们在不同场合的谈吐、动作乃至眼神。"[5]

    同时，我们从《银翅》中读到的是中国人类学家本土化的思考。无论是直觉主义还是反观法都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他们已经开始了解西方人类学方法是建立于西方中心主义上的。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其中的意义、符号绝不是西方的语言和方法可以轻易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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