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意志”与“第三种野心”
——尼采与培根
引子
培根被很多人批评为一位毫无政治道德的政客,其实就政治而论,道德标准实在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就哲学而论,培根也是一位狂人,与尼采足有一拼的。当尼采预见培根,他们又会谈论一些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他们。
一、哲学有毒
尼采:
哲学家是一种危险的动物,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植物,一种有毒的植物,因此之故,哲学家往往本身很难善终。
培根:
有同感。
尼采:
因此,从本质上看,哲学家必然,不,往往是反社会的,一个哲学家,如果不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不应该算做是哲学家。
培根:
这倒未必啊。有好多哲学家本身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例如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就是一个,马可·奥勒留也是一个,他们是哲学家,但都当过罗马帝国的首席执政官和皇帝。在这些人身上就体现了哲学与社会的高度融合。
尼采:
请你不要提及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在我们欧洲,从苏格拉底以后,简直就没有哲学,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哲学家了。如果你把连西塞罗、奥勒留这样的混混都称为“哲学家”的话,那我干脆从地上蹦起来,然后掉到地上摔死算了。
培根:
看你这身体,我想你是不可能从地上蹦起来了,即便是拼命蹦起来,恐怕也跳不过几厘米的高度,请放心蹦吧,这种高度是不可能摔死人的。哲学是一种智慧之学,既搞哲学,又从政,有时候并不矛盾。正如有的人做生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哲学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同样是不矛盾的。有时候,彼此之间是相得益彰的。
尼采:
所以你一边搞哲学,一边搞政治,左右开弓,上下其手,两不耽误。不过……
培根:
不过什么?
尼采:
我听说你搞政治,搞得风光无限,并不是因为哲学的帮忙,而是因为你很有手段,是吗?
培根:
绝大多数人都这么说。一般人咬舌头我就不理睬了,而你则不同,你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大哲学家,我得向你好好解释一下。
二、从哲学到政治
尼采:
你先告诉我你最巅峰的时候,当了多大的官?官邸有多大?比我这官邸大吗?你手下具体管多少人?
培根:
你也没有当过什么官,也没有住过什么像样的房子,你想想你住的房子那么小,而你却认为自己住进了宫殿。
尼采:
别显摆了,说你吧。你骨子里就是一个官僚,你信奉的就是“官本位主义”,天生就想当达官贵人。
培根: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尼采:
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啊?
培根:
我是从16岁那年开始走上从政之路的,那一年,我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驻法国的英国大使随从,你别看这项任命不咋地,我就是从此开始搞起了政治的。而在此之前,我则一心一意想当个哲学家?
尼采:
当个哲学家?你倒是挺有自信的!
培根:
关于这段历史,我在《自然的解释》中有过明确的记载。我读你听:
“我既然确信自己生来是为人类服务的,并把关心公众幸福当成我的义务——那些义务是涉及公民权利的,就如水和空气,人人都该享受一样。于是我自问,哪种工作看来适合我的天性,什么最有利于人类。而经过一番比对,我发觉技术和发明的发现和发展,最有助于人类生活进入文明,没有别的工作比它们更富功效的了。”
尼采:
嗯,有点道道,年纪轻轻就这么看,有点出息。
培根:
你接着听:
“最主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不只是在某一特殊的发明上,不管怎样,是在自然界点燃一盏明灯,这盏明灯初燃时,照亮的是人类发现的当下世界,当它升得更高后,便将清晰地呈现给我们黑暗中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丝隙缝。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发明家应理所当然地称作宇宙间人类王国的拓展者,人类自由的斗士,是去除如今还禁锢人类的种种必然性的人。”
尼采:
言之有理,问题是,你适不适合从事这样伟大的事业?
培根:
别插话,我是认为我能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的,接着听:
“此外,我发觉自己的天性十分适合于对真理进行沉思默想。因为我发现我的头脑十分善于顺应重要的对象——我说的是对相似性的认识——同时,我也能足够稳重却凝神地观察那些不同之物的细微差别。我热衷于研究,冷静于判断;乐于沉思,慎于同意;敢于纠正错误的印象,严于整理纷杂的思绪。我既不沉迷于猎奇,也不盲从于好古,且十分厌恶于各种形式的欺诈。”
尼采:
如此自信,还真是一个哲学家的坯子。你的天性,你的气质,我相信是与真理有缘的,如果你搞起哲学来,我相信一定会功成名就的。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后来一猛子扎进政治里去了呢?
培根:
现在总结起来,当时我放弃哲学而去搞政治,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尼采:
说。
培根:
第一个原因是,我与你们这些人不同,我以娘胎里掉下来,就掉到达官贵人的府邸里,我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尼古拉·培根勋爵,在英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担任掌玺大臣,前前后后20多年时间。母亲安妮·库克也出生名门望族,她的姐夫威廉·塞西尔勋爵,也就是伯莱伯爵,也是伊丽莎白王朝的财政大臣。我的外祖父也长期担任英王爱德华六世的主要家庭教师,我母亲本人则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和神学家。我一出生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偏向于政治,而不是偏向于哲学。我的思维模式也与政治有关,没遇到什么具体问题,我也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尼采:
第二是啥啊?
培根:
第二个原因,其实还是与第一个原因有关,我总在想,虽然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有利于我为人类服务,但如果我能在政治上获得一个很不错的地位,或许对我实现我的人生之梦更有裨益。基于这两个原因,我最终选择了政治。
三、从政的代价
尼采:
顺利吗?
培根:
相当顺利。16岁,我担任驻法英国大使随员,22岁,大约是1583年,我作为汤顿选区的代表被选进国会,45岁,大约是1606年,我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那年我是52岁,我当上了正检察长,1618年,我当上了大法官,一当就是三年,被封为维鲁兰男爵,那年我是57岁,1621年,我被封为圣阿尔本斯子爵,想想还是基本顺利,一般人做不到这样。大法官,那可是英国人最敬仰的职位啊。
尼采:
春风得意啊!不过我问你,听着,你后悔吗?
培根:
相当后悔!
尼采:
为啥子又相当后悔啊?
培根:
政治家没有人格!
尼采:
你言重了。
培根:
一点也没有。搞政治的人,都认为自己身居高位,难免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其实这些人很可怜。
尼采:
说说。
培根:
凡居于高位者,百分之百都是三重奴仆,他们或是君主或国家的奴仆,或是名誉的奴仆,或是事业的奴仆。
尼采:
可以这么说。
培根:
所以,作为政治家们,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时间的自由。没完没了地往上爬是很辛苦的,而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心甘情愿愿意依靠这种辛苦去达到更大的辛苦;没完没了地往上跑是卑鄙的,而人们却要凭借不体面而获得尊严。身居高位最容易摔跤,而一旦倒退,不是倒退,就是垮台,至少也是黯淡无光。
尼采:
不对吧。好多人也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也是颇亭亭玉立的呀。
培根:
那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尼采:
美丽的童话?
培根:
在政治这块蚊蝇遍地的土地上,满眼望去,全是清一色的马基雅维利分子。
尼采:
马基雅维利分子?
培根:
为了实现目的,什么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再龌蹉也毫无关系的。政治竞争,最适应者最容易生存,最坏的人最容易得到升迁。为了往上爬,你必须拥有四种基本美德,否则必然是一败涂地。
尼采:
四种美德?德智体美?
培根:
德智体美?你快把我肠子都要笑断了。
尼采:
肠子笑断了,吃进去的饭就全部漏掉了。别笑,好好说,不说也罢。
培根:
这四种美德是:欺骗、撒谎、拍马……
尼采:
三种?
培根:
别插话,还有一副厚脸皮!
尼采:
夸张了吗?
培根:
一点都不。在我们英国的王宫里,我估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朝廷里也是如此,你要想获得升迁,你必须具有这四条美德,一个都不能少!你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谦谦君子似的,必然一事无成,早晚滚蛋走人的。在这个没有人格的世界里,我付出的太多太多。我兢兢业业地位国家和人民做事,一些小人却控告我贪污受贿,害得我被国王关进了伦敦塔,我的家产也几乎被罚没殆尽。尼采:
问题是你到底受贿没受贿啊?贪污没贪污啊?
培根:
在我们那个时代,法官从当事人处那点零花钱,是极端正常的事情,别人能拿,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家里开销那么大,我还得到处活动,人吃马喂的,不去搞点外快,谁顶得住啊?
尼采:
在一个无耻的社会里,厚颜无耻都成为畅行无阻的新常态了!
培根:
你不要这么说话,你到了我的位置,估计也是如此的。
尼采:
那你后悔什么啊?
培根:
今天回过头来看,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政治,就是他自己奉献给了罪恶。无耻的政治吞噬了我的全部生命,甚至包括我的良心,我的自由……尤其是……
尼采:
欲言又止,是什么啊?
培根:
我年轻时对哲学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全部被葬送在这无聊而可耻的政治之中了。幸亏那帮小人把我赶出政治舞台,让我拥有五年的闲暇,我才得以写出我的那几本书,《学术的进程》是那个时候写的,《亨利第七》是那个时候写的,《论说文集》增补版本是那个时候写的,《林木集》残篇也是那个时候写的,因为有了这些,我才觉得少了不少遗憾。真是感谢小人,感谢仇人,感谢敌人,我就奇了怪了,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对我动手呢?
四、可有可无的哲学家
尼采:
你张口哲学,闭口哲学,似乎你在哲学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家。
培根::
卢梭、康德、达尔文对我可都是毕恭毕敬的啊!
尼采:
这个,我知道。卢梭是说过,最伟大的哲人可能就是那位英格兰的大法官,康德和达尔文动不动就把你的一些短句放在他们著作的篇首,对你尊重有加,但这些能说明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挺刺耳,我建议你听听。
培根:
说说。
尼采:
这种说法说,政治上你自然是成功的,成则王侯败则寇,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就政治而论,你培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时事评论家,你思想平庸,对哲学史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撰写人类哲学史,即使把你完全忽略掉,也不会影响到哲学史的面貌……
培根:
嫉妒往往会让人失去基本的判断!
尼采:
嫉妒不嫉妒是人家的事,如果你认为对哲学史必不可少,不妨把你的哲学给我好好说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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