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其人与酒    

                                             夏 耘

     李震大约有三种嗜好：吸烟、喝酒、写字。

    他吸烟大约沒有什么好烟吸，顶贵的只是个中下等罢了，经常吸的是“握手”牌的，当时是五分钱或七分钱一包，最后吸到两毛钱一包的蝴蝶牌的。在他来说是最高级的了。由于年纪大了，七八年前就不再吸烟了。字还是写的。他自来书法功底很深，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命。偶尔有人求他写字，他也欣然命笔。他出版的硬笔书法册子，是很受欢迎的。酒却是总断不了。头几年一位老先生去世了，他说：“人说走就走了，酒我还是要喝的，走了就喝不着了。”所以他不忌酒，总是喝得有滋有味。最近他说起他的酒是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的父亲曾是行伍出身的东北军的军官，酒量为一军之冠，一次喝了五斤十二两。

    他的脾气有点倔，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事，他不怕得罪人，他一定要说。在品格上，他看不上的人，不论你是领导，还是什么人，他就很少应酬，宁肯不说话。即使说话也是毫不热情。有时候还能一句话把你堵到南墙上去。最近一次聚会，一位原来的领导与他握手，他就是不伸手，叫那人下不了台，好尴尬。

    他结婚的时间不算早。倒不是没有人与他谈恋爱，而是往往一谈就崩。六十年代初，正是他的大好岁月，年轻有为，收入颇丰。先后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但都没有谈成。那年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姑娘，容貌端正，人品正派。双方都比较满意。本来谈得很好，可是很快就黄了。原因是李先生太耿直了，相见没有几次，就对人家说他的胃不好，经常疼……对方一听就害怕了，嫁个病号该多糟糕！相知太浅呐。对不起，拜拜……那位女同志还是个很好的人，几年以后，一次路遇之时，还衷心地告诫李先生：往后谈对象时，不要过早地就将自己的病往外抖搂……还有一位：刚一接触，李先生就告诉人家自己是国民党员。那个年月对国民党是人人躲之而唯恐不远的，谁还敢谈呢！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员呢？实际上他不是。不是为什么这麽说呢？原来抗日战争期间，老兄随身任东北军职务的父亲入关，作为流亡学生在重庆读书。一天，校方动员学生参加国民党，否则升学工作都不方便。于是，同学们就都交了三张照片，还领到了一张表。填表、宣誓才是国民党员呢。他只交了照片，既没有填表，当然也没有宣誓，理应不是国民党。建国初期，有一个反动党团特登记的运动。他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偏偏遇上了不负责人的同志，就在户口本上注上了“国民党员”的雅称。户口上都说自己是国民党了，自己也就认了。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思想得到了解放，他为了教学需要，开始着手编写《中学文言文对译》的工作。活计重，酒喝的也就比平时频，往往是想起来抓起酒瓶子就喝上几口，不仅没有好的酒肴，就连酒也只是散装酒，地瓜酒居多，是很低档的。他的夫人不是大夫，但中医的基础挺好，就往往劝他不要喝酒。他当然不听。夫人无可奈何，就只能在他抓起酒瓶子的一刹那，狠狠地瞅他几眼。李先生怪脾气又上来了。你不瞅我，我还可以少喝两口；你不是瞅我吗，那好了，咱就再多喝他两口。夫人后来索性不理他了，好赖都在你自己身上，管不了，也就不再管了。

    李老平时话少，但只要酒一沾唇，兴头上来了，话也就多起来了。一面端着酒杯，一面说：“这话我本不该说，可是我现在非说不可。那回那件事你们有几个知道的，我心里明白，一直装在肚子里，我要是不说你们谁也不知道。”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

    彼此离休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我们便经常地打电话。互相问候，交流情况，有的时候心情不快也向我发发牢骚，说我“馊点子”多，听听我的意见。这个时候我会说：“你又喝了酒了。”他说：“你，你，怎么知道？”我说：“酒气从电话线里传过来了。”他就会说：“没有多喝，只喝了半斤。”我的天，半斤还没多喝！学校或是有什么组织有活动，宴席上是少不了酒的。每每散席的时候，酒瓶子里总会剩个半斤五两的。他拘于礼法，不太好意思带走。我们就怂恿他，或是替他带走。最近，在我们离休人员为某人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宴席上又剩了酒了，大伙都让他带走，他说“不带了。”原因是今年春上，他因为胆结石又住院了，医生告诫他不能喝酒了。他才狠下心来喝酒告别的。实际是没有告别，稍加控制点儿罢了。

    十几年前，医生说他得了鼻咽癌，住院了。但他很乐观，同志们去看他，看不出一点意外的情绪。几家医院的医生始终说他得的是癌症，但是他却被他的夫人的中药治好了。事后他说：你们去看我，我知道是去向我道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