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情深

在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工作期间，我结交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有的朋友交情很深。我们既非酒肉朋友，也非金钱朋友，而是“知识”朋友。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事业。我想，世上只有这一类朋友，才最真诚、最长久。

巴基斯坦有位著名画家，名叫古拉姆.拉苏尔，是我的一位老朋友。1981年我们就结识了。当时，他是巴基斯坦全国艺术委员会的一位副处长。

古拉姆.拉苏尔个子高大，面容略黑，性情温雅，为人忠厚。他对中国很友好，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十分赞赏敦煌壁画和中国的壮丽山河。

他的绘画多以巴基斯坦的风土民情、自然风光为题材，画面清新，层次分明，色调暗淡，这些构成了他的绘画的独特风格。1983年，我曾在中国的《世界美术》杂志上撰文介绍过他，他把这本杂志当作宝贝珍藏起来。

1989年我去巴基斯坦工作的时候，他已升为处长。2000年我在巴基斯坦时他已经是巴基斯坦全国艺术委员会的主任了。他2002年退休。不管他的职务如何变化，我们的交往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坦然、真挚。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艺术。我常因工作的需要，如在艺委会画廊举办图片展、中国艺术团访巴演出等事，请他帮忙。他有求必应。他的绘画作品在巴基斯坦价位颇高，但如果我说我挺喜欢他的某一幅画，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那幅画送给我。这绝不是因为我是文化参赞，而是因为我们有深厚的友情。他退休后，并未因为他已不在其位，我们之间产生距离，我们的交往一如既往。人的境况、地位会发生变化，但真正的友情，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使馆工作的同志，朋友交得深，事情就好办，信息就广，工作就好做。交朋友绝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工作的需要，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执行主任阿克西.穆夫迪也是与我相处20多年的老朋友。我得知民间遗产研究所在建一幢民俗博物馆，就去找穆夫迪，探讨能否在此馆内搞一个中国展厅，长期展览中国的民间工艺品。他一下子就答应了，并马上布置手下的人运作此事。几天后，他就拿出一张设计图，指着中间一个大展厅对我说：“这就是中国展厅。”我点点头表示赞许。

我把巴基斯坦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用中文写成了60首诗，并把它们译成了乌尔都文，又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巴基斯坦文学研究院把它出版成书，书名叫《诗书寄情清真国》。穆夫迪在2000年举办“丝绸之路节”时，在吉尔吉特举办了我这60首诗的书法作品展，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为“丝绸之路节”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在泰国工作期间，我与泰华文化界人士相处甚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司马攻、副会长梦莉、秘书白翎，泰华艺术协会的会长林耀等与我都是很好的朋友。

司马攻，1933年出生，本名马君楚，另有笔名剑曹、田茵。他看上去有点儿严肃，但实际上很随和，心地善良。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21岁投身商海，现今是五福织造有限公司和裕曼空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祥通公司的总经理。他以马君楚的姓名在商场上奋斗，以司马攻等笔名著书立说。从1966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出版了《明月水中来》、《冷热集》、《演员》、《泰华文学漫谈》、《司马攻序跋集》等杂文集、散文集、诗集、小说集十余种，其中大多是散文。他尤擅长写微型小说。他笔锋犀利，思想敏锐，有很强的主体意识，但又不失厚道、谦谦君子之风。他博览群书，厚积薄发。文章常谈古论今，引经据典，富有哲理和真知灼见。

梦莉原名徐爱珍，系中国文联《四海》编委，暨南大学台港海外华文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有散文集《烟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片片晚霞点点帆》、《梦莉散文集》、《心祭》等作品问世。作品曾多次获奖。她也是永泰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曼谷航运两合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蚁氏兄弟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她是一位女能人。商场上是干将，写作方面是能手。可能她常陷入深思，所以显得有些忧郁。她心地善良，人缘很好，曾自费接待过中国作家邓友梅、高占祥等人。

白翎，本名李友忠，原《亚洲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他为人热情，颇具组织能力。他虽然著作不多，但利用报纸为文人们做了许多嫁衣。

泰华作家协会在他们的主持下，搞得红红火火，与中国文学界常有交往。更可喜的是，泰华作家协会与中国作家协会定期互访，两年一来一往。

泰华艺术协会副会长、泰国作家协会会员、泰国大众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林太深曾在《星暹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泰中文化的友好使者—记中国驻泰王国文化参赞袁维学先生》的文章，阐述了我与泰国文化界的关系。文章写道：“在泰国文化界，谁不认识袁维学先生，他，官拜中国驻泰国文化参赞。虽是官员，却博学多才，是中国驻外文化官员中极具文化素养的参赞。举凡小说、翻译、诗歌、书法，他都有一手……。作为文化官员，他没有丝毫的大国沙文主义，且一扫在不少中国官员身上存在的官气。他颇能随缘，入乡随俗，体察民情，特别是派驻国的风土、习俗、人情，且不仅仅是体察，而是在体察中产生了认同与热爱。”

林太深说得很对，我确实认同和热爱驻在国的文化。我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外交官，如果对驻在国的文化不感兴趣，没有较深的了解，与别人谈话就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就很难做好本职工作，对工作只能出于应付，而很难深入。要做一个合格的文化外交官，不但要涉猎中国文化的各个门类，而且要尽可能地熟悉驻在国的文化。虽不能做某一门类的专家，但应是一个文化“杂家”，对文化的主要门类多多少少都要懂一些。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自己就是许多文化门类的门外汉。

我在即将离开泰国时写了一首词刊登于《亚洲日报》，以此告别泰国文化界的朋友们。

诉衷情

别泰国文友

人生有限搏无休，志壮不言愁。

风云瞬息万变，诗书独长久。

话未尽，人分手，情长留。

他年相聚，无愧于心，何惧回首！

    在菲律宾工作期间，我又结识了许多菲律宾的文化界朋友。

王文汉在菲华社会，是个无人不晓的人物。他是个奇才。我所以称他为奇才，是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生于1923年，本姓林，祖籍浙江，五岁时父母双亡，被人贩卖到福建晋江县王家，度过了凄惨的童年。1936年，浮槎南渡菲岛，寄居养叔的什货店，含辛茹苦，协助经商，工余刻苦自学。他可谓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经商，经营有方，事业有成；练太极拳，堪称太极高手；写文章，成为专栏作家；学书画，被一些菲律宾华人称为书画界的大师。他为人慷慨、豪爽、耿直。他写专栏文章，敢于直言相谏、相讽、相劝；做善事，慷慨解囊，资助义务消防队、体育事业等。

我与他，书法为缘，成为朋友。他的书法，如果除去大陆、台湾来菲的新的书法家外，在老一代的华人中大概无出其右者。他退休以后才学习书画。他的书法擅长行草，绘画学齐白石等人。若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审视他的书法，尚欠火候。但作为八旬老人，能够写出那样的字，已经很不简单了。他孜孜以求中国文化的真谛的那种精神更觉难能可贵。我们常在一起探讨书法，谈不上我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书法知识，但他那种执著的精神却在激励着我。

吴新钿，笔名查理。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三次连任该会会长。出版有《同舟》、《心香》、《熔 炉》、《奔流》等诗集和长篇小说《老中国人》。近年出版过《吴新钿文集》、《吴新钿诗集》。曾获亚细安华文首届文学奖、世界华文创作征文比赛奖、盘房杯世界华文小说优秀奖等。他的夫人林秀心也是一位作家。夫唱妇随，相得益彰。他们都热心于华文作家的公益事业，常自己掏腰包组织活动，印制有关的小册子。他们平素不爱出头露面，只在默默地做着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应该说，他们对发展菲律宾的华文文学贡献良多。

我常应菲华作协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文学活动，也曾向菲华作家和知识界介绍过自己的文学经历，与作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勇，笔名望星海、海侠、蕉椰。著作有《开心自在》等。他身兼数职：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秘书长、菲律宾《商报 》文艺版编辑。说他是菲华文化界的实干家，并不为过。一是作协和书法学会的活动都由他组织安排；二是他有一个名为“博览堂”的出版印刷机构，为作家出版图书提供方便；三是他负责《商报》“艺廊”版的编辑工作，大力介绍菲律宾和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为作家、书法家、画家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开辟一个宣传的阵地。王勇是一个颇有见地的作家。他常在自己的短文中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有年轻人的那种开拓精神。他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他为菲律宾的华人作家、艺术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家、艺术家的相互交流、沟通、了解、友谊搭起了一座桥梁。王勇是文化的多面手，除了写文章外，还写字绘画，故而成为菲华社会的名士。

我与王勇交往甚多，也曾通过他认识了不少菲华文化界的名流。他曾在《商报》上介绍过我的书法。

泰国和菲律宾的文化人在艰难中发展。在这些国家里，基本没有专业作家、书法家、画家。他们都从事某种职业，或经商，或任教，或…….。在报章上发表文章，没有稿酬，出书需自己花钱。我常想，既无名又无利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去，为什么还如此热心？结论只有一个：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灵魂。没有灵魂，躯壳将毫无意义。为了躯壳更有活力，就必须寄托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许多有识之士为它献身，为它耗费毕生的精力。这绝不是金钱所能左右的。古代诗人李白、杜甫，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画家吴道子、张择端，小说家罗贯中、曹雪芹等，若为了名为了利，就不会创作出千古绝唱的作品。我不是要拿华人文人与历史上的大家相比，而是说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海外华人文人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们把中国文化当作生命，竭力保护它，运用它，弘扬它。不是靠它养活自己，而是靠自己挣来的钱养活它。

中国文化把我这个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与热心于中国文化的人以及外国文化工作者联系到一起，从而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