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觅迹

 

我1969年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电台工作。其后不久，就被一机部借调到巴基斯坦重型机器厂充当乌尔都语翻译。1971年11月，也就是林彪驾机叛国被炸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一个月，我随着援建巴基斯坦铸锻件厂的组长于凤桐等三人来到了巴基斯坦的大都市卡拉奇。于组长带着我们去拜访西巴工业发展公司的主席。当时，主席听说我会讲乌尔都语很高兴，伊哩哇啦地跟我讲了几句。除了“你好”之外，我几乎听不懂，颇尴尬。幸亏有个英文翻译，不然指望我当翻译，那就砸锅了。乌尔都语，我学了八个月，搁置了四年，就记得几个字母了。然而，既然自己出来当翻译，那么就得下决心好好学。

中国援建巴基斯坦两个大型工厂，一个重型机器厂，一个铸锻件厂。两个姐妹厂都在塔克西拉。重机厂已经开始投入生产，铸锻件厂刚刚开始土建。我在重机厂的装配车间充当翻译。有一次，一位上海师傅让我去当翻译，给巴基斯坦工人讲如何加工一个部件。我讲了半天，巴基斯坦工人都不明白。那位师傅，见我说不清楚，就自己解释。他用手势、乌尔都语、英语和汉语，连说带比画，巴基斯坦工人明白了。我悔恨自己无用。那个师傅并没有埋怨我，反而安慰我。这次给我的教训极其深刻，下决心把乌尔都语学好。

我在车间里向巴基斯坦工人学，出去办事向巴基斯坦的司机学，甚至向卖菜的摊贩学。总之，我不失时机地刻苦学习语言，争取尽快越过这一难关。

专家组的同志们很体谅我、关心我。使我感到大家庭的温暖。

当时，我们拿双份工资，我国内拿56元人民币，国外拿40元外汇人民币。在国外一律平等，从组长到组员统统拿40元人民币。听说使馆人员也都拿一样工资，40余元人民币。那个时候，为了学外语方便，我花了半年工资买了一架日本产的“松下牌”半导体收音机。

1971年，由于东、西巴的矛盾，印度向巴基斯坦动武。巴基斯坦的局势很紧张。我们也闻到了火药味。工厂不时拉防空警报。最多一天响起九次防空警报。防空警报一响，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到预定的地方躲起来。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印度飞机在遥远的上空盘旋。印度人比巴基斯坦人更善于随机应变。据说，有一次，巴方通知我们的驻巴基斯坦使馆的武官去看他们打下来的印度飞机。我们的武官正要动身，就又接到巴方通知，说不要去了。原来印度飞机被打中后佯装坠落，在巴方正在欣喜时，突然升起，逃之夭夭。

中巴关系很好，但中国不会介入印巴之间的战争，只能在联合国里声援巴基斯坦。没想到，巴基斯坦支撑不住。没有多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就宣布投降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危难之际出来收拾烂摊子。

1973年8月，我从巴基斯坦回国，又继续在国际电台工作。

世间的偶然性，往往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然而，偶然性也并非完全偶然，它是事物渐渐发展而致。我搞文学翻译似有偶然性，但它却是由于我爱好文学所引发的。

1976年5月，我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的公用借书证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了几本乌尔都语书籍。目的是，想通过阅读乌尔都语的原著，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其中有一本书，是巴基斯坦已故作家雷伊斯·艾哈迈德·贾夫利的长篇小说《勇士》。它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为自由而奋斗的故事。语言简捷，情节感人。它吸引了我。我一时心血来潮，萌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想法。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一般人对这场运动都心有余悸，不敢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我也不例外，不敢奢望出什么名成什么家，只是想练练笔。于是，我就开始一点儿一点儿试着翻译。翻译是一个苦差事，为了弄明白一句话或者寻觅一个对应的中文词，往往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搞得头昏脑胀。如果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文字翻译工作，一点也不过分。有时，我想，费这个牛劲干什么？不过，总觉得自己应该多学点儿东西，做点儿什么，所以，还是坚持翻译下去。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寻常的一年。对我来说更增加了一个不寻常的因素。7月28日凌晨，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8月28日，一个小生命降生到我的斗室里；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随之宣告结束。这四件事令我震撼，使我那平静的心再也无法平静。翻译中断了。

1977年9月，我把搁置了一年多的翻译又捡了起来。当时，我的生活条件很差。仍然只有一间九平方米的住房。双人床的对面是一张书桌子，二者之间夹着一把折叠椅子，要是过人，就得把椅子折叠起来。房间里没有什么空闲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孩子的天地是在床上。

我下班吃完晚饭，收拾好碗筷后，就开始俯案翻译。孩子的哭闹，妻子的抱怨，都当作没有听见。翻译不是简单地拷贝，而是一种再创作。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思考，需要揣摩，需要遐想。所以，它需要一个安静的没有干扰的环境。然而，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一块净土？孩子的哭声，妻子的唠叨成了我翻译的伴奏。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丈夫，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对他们来说，或许我太自私了，但对我后来的事业来说，那一段生活的磨难，却成了宝贵的财富。

1978年6月，我终于把这本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翻译完了，如释重负，心里很高兴。妻子成了第一读者，当然也是唯一的读者。她读完之后，译稿也就马放南山了，被压在了抽屉里。

1979年春天，万物更生，百花争艳。我的头脑里也萌生出了一个新的念头，何不给我的译稿找个“婆家”？于是，我就壮着胆子带着译稿走进了出版文学作品的最高殿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外国文学出版部。一位名叫刘寿康的老编辑接待了我。他很热情。他对我说：“我们出版社出版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不多，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好，应该出版一些巴基斯坦的作品，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巴基斯坦。”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因为不管我翻译的作品如何，翻译水平怎样，起码出版社有出版巴基斯坦作品的意向。这就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最后，他让我把稿子留下来，他看一看再说。没有一口回绝我，而让我的稿子留下来，我已经满足了。我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出版社。

说句实在话，自己很希望力气没有白费，译作能够出版，但又觉得希望不大。因为北京图书馆的乌尔都语书籍并不多，我没有太多的挑选余地。在题材方面，我没有太多地选择，不知是否适合出版社的胃口，自己初次翻译，水平不高，不知能否达到出版的要求。心里实在无底，只好耐心等待。

三、四个月以后，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打听消息。刘寿康告诉我：“《勇士》一书已纳入出版计划。译稿还需要进一步润色，达到出版水平方可出版。”

我兴高采烈地拿着书稿回到家里，便开始对着原著润色译文。可是自己总跳不出原来的圈了，难以提高。于是，我去请国际电台的中文编辑、我的朋友王永海帮忙润色。我想，他是中文科班出身，一定能把文字润色得很好。他答应帮忙。但四个月以后，我去取稿子。可他仅改了几页，后面就一点儿也没有动。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不懂外文，不知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不好改动，担心与原文不符。他说的没有错，不懂原文，怎好妄加改动？请别人帮忙的路已经行不通了，只好把稿子拿回家，自己奋斗。我把原文扔到一边，专门在中文上下工夫。首先把句子搞通顺，不让出现语病。其次，推敲词语。然后，再对照原文进行检查，尽量使中外文的意思一致。另外，我还有点儿把希望寄托在编辑身上。我想，编辑会帮我把关，进一步进行润色。

我把改好的稿子重抄一遍后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月后，刘寿康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他说：“稿子里还有些地方看不明白，或者意思不太准确，有的词语还需要修改。他再拿回去搞一下。”我看到，他在稿子上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打了问号或划上横杠，作为标记，可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依靠编辑润色的梦也破灭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丢掉幻想，自己靠自己。我又认真地琢磨语句和文字，直到自己满意，才把稿子送到出版社去。

为了给此书增加身价，我托朋友于和请赵朴初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物以稀为贵。机会更为难得。全中国懂乌尔都语的人并不多，仅有一百来人，而当时翻译书的人可能我是第一人。既然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处女译作，那么其它译作也会有人出版。于是，我抓住时机，又找到了一本书--《真纳传》进行翻译。

我的妻子高金英很支持我。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甘愿做出牺牲的女人在支持。”我虽然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但我的妻子也甘愿为我做出牺牲。孩子两三岁，时而生病，时而又哭又闹。照看孩子、孩子的“启蒙”教育、买菜做饭等，这一切她都承包了。我业余时间就埋头翻译，对家里的许多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撒手不管。我有个毛病，干什么事，就想一鼓作气把它干完。于是乎，便成了“书呆子”。

经过翻译《勇士》，我积累了一些经验。这次，在翻译《真纳传》前，我打算事先与出版社联系。我带着乌尔都语版的《真纳传》及其梗概，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陈廷佑接待了我。陈廷佑是位很有经验和学问的编辑，精通英语，对文字翻译很有研究，曾出版过《英语翻译技巧》一书。他说：“我们也想出版真纳的传记。你把梗概放在这儿，我们研究研究。”我找对路了，但能否选上我翻译的这本书，是否让我翻译，心里在打鼓。我翻译的这本书并非是原著，作者G·阿拉纳是用英语写的，《战斗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把它翻译成乌尔都语。我将根据乌尔都语翻译。

一个月以后，陈廷佑打电话让我到出版社去一趟。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商务印书馆。陈廷佑和蔼地对我说：“经领导批准，《真纳传》已列入出版选题。”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向他表示谢意。他却反过来谢我，感谢我对他们的工作的支持。求人的人，反被被求的人感谢，真是天上掉下了糖饼。他让我试译第一章。如果我的译文达到出版要求，就让我继续翻译下去。

传记翻译比纯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更大。它要求译文要更加准确，而且需要查阅许多历史资料。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此书已被列入选题；担心的是，怕自己翻译水平不行，到嘴的肥肉吃不着。

我回家后就忙活上了。我打算先磨刀，后砍柴。我先阅读了《印度通史》、《巴基斯坦简史》中的有关章节和甘地、尼赫鲁等人的有关资料，然后才着手翻译。

我的翻译一般要经过五道工序：第一道，先看一遍原文，了解其大概内容；第二道，照葫芦画瓢，基本上把原文转变成中文；第三道，跳出原文，调整、理顺、润色中文；第四道，中外文对照，使译文准确、通顺、规范、典雅；最后一道工序，誊清。最后一道工序，是翻译工作者和作家最不愿意干的，而又不得不干的一件苦差事。

陈廷佑在看了我的试译的译文以后说：“你的译文还不错。我不懂乌尔都语，你一定要翻译准确。翻译还是要遵照严复提出的标准：信、达、雅。希望你朝着这个标准去努力。我们出版社要求比较高，你一定要达到我们的出版要求。”

我高兴地问：“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翻译了？”

陈廷佑说：“可以。我们定个合同。”

他拿出两张铅印的表。我填好表，签了字，他拿去盖了公章，回来后给了我一张，他留下一张。这是我第一次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我也是第一次从陈廷佑那里听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的这句话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习惯用语，所以，译文和原文不可能像“克隆”那样，完全一致，总会有细微的差别。高手差别小一点儿，可以不留痕迹，或留下淡淡的痕迹；劣手差别大一些，云里雾里，甚至连蒙带猜。翻译是再创作，但这种创作是有限制的。在许可的范围内，译者可以大胆驰骋,但不可逾越雷池。也就是说，在词语运用、语句组织、形象思维等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在作者的原意方面，不可有丝毫曲解、发挥、创造，不可有任何随意性。在翻译过程中，不明白，就得请教别人，就得查字典，就得翻阅资料，绝不能想当然，或任意臆造。

真纳、甘地、尼赫鲁等都是南亚次大陆历史上的名人。他们的言论都带有很大的策略性、技巧性。所以翻译他们的言论，我特别谨慎，惟恐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意思。为了翻译得更准确，我专门请我的老同学、当时在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工作的崔罗生带一本英语版的《真纳传》给我。有了英文原文，又有了乌尔都语译文，我翻译起来就方便和准确得多了。

1980年下半年，我把《真纳传》翻译完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没有这番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当时出版周期很长，一本书从定稿到出版，快的也得年把，慢的得二、三年。1980年12月，我广播局调到文化部。1981年3月，我去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工作。出国前，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勇士》何时能够出版。刘寿康告诉我，估计1981年5、6月份能够出来。我是无法享受到拿到新书的喜悦了。

《真纳传》的稿子脱手以后，我又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巴基斯坦长篇小说《悲哀世代》的出版事宜。上海译文出版社欣然答应出版此书，并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

在翻译《悲哀世代》过程中，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请教了巴基斯坦的许多作家、学者、教授，他们也都不知道。我只好写信给侨居伦敦的作者阿卜杜拉·侯赛因，向他请教。他回信说：“我很高兴你把拙作介绍给中国读者。你所说的那个问题，是当时儿童的一种游戏。如何玩法，因时间太久，我也已记不清了。”连作者本人也忘记了所写为何物，译者就更无从知道了。我只好“音译”，并加了个注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悲哀世代》的写作过程、背景、社会评价等，我请作者阿卜杜拉·侯赛因写了篇序言，巴基斯坦著名作家穆兹哈尔·伊斯拉姆撰写了一篇“关于《悲哀世代》”的评介文章。我把这两篇文章放在正文的前面。这是中文版所增加的内容。

1981年5月，我的第一本译著《勇士》问世。1983年《真纳传》出版。1984年《悲哀世代》与读者见面。同年，我加入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文学翻译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别人在打扑克、下象棋的时候，我在苦思冥想寻觅一个合适的词汇；别人在领着老婆、孩子逛街的时候，我在爬格子。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傻瓜，缺乏生活情趣，像个苦行僧。但我从翻译中得到的乐趣，他人也很难体验到。若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优美的辞藻，解决一个苦苦思考的问题，探索到一个巧妙的译法，那种愉悦胜过三伏天吃了块凉西瓜。我对翻译产生浓厚的兴趣，绝不单单是为了几个稿酬。如果说，完全不为稿酬，那是欺人之谈。要是单纯为了稿酬，我就不会去吃那个苦，受那份罪。主要的原动力是事业心在驱使，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更多的巴基斯坦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也想把中国的文学介绍给巴基斯坦人民。我总认为，人来到世上走一趟不容易。我不能浑浑噩噩地了此一生，而应该做点儿事情，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

我接着又翻译出版了《萨姬妲的爱与恨》、《蜜月》、《曼托短篇小说选》、《巴基斯坦民间故事》等书。

1990年，我用乌尔都语撰写了《中国著名作家和诗人》。这本书介绍了自鲁迅以来108位中国著名作家和诗人。书中的素材和作家的照片，有的是我收集的资料，有的是我亲自向作家本人索要的。该书由巴基斯坦拉合尔里程碑出版社出版。巴基斯坦乌尔都语促进会为该书特别举办了评介会，数百名作家、记者、学者、教授出席了会议。

1991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同时用中文和乌尔都文两种文字分别在各自国家出版了中国作家访巴散记《巴基斯坦山水人物》一书。这是中巴文化交流的一个佳话。乌尔都语版即是由我应巴基斯坦文学研究院之托翻译的，并改名为《友谊之旅》。

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异曲同工。创作更多地注重于构思情节、情景；翻译更多地着眼于安排语言、文字。好的译文同样可以使读者拍案叫绝。

文字翻译是雕虫小技，是咬文嚼字，但却是非常艰辛的劳动。不过，苦中有乐。有志于此者，不妨进去领略一下滋味。

1986年，经散文家周明、诗人纪鹏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也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但我只有译著，而无著作。翻译是再创作，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创作。没有著作，怎配当一个作家！

1987年，我萌生了自己创作一部小说的念头。但写什么？很茫然。创作，不单要有驾御语言的能力，而且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社会经验。我先天不足，似乎这两方面都比较匮乏，无从下手。

有些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不期然而然。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事。

一天，我在外联局亚洲处的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个书柜里发现了一本铅印竖排的《佛国记》。这是东晋高僧法显撰写的一本游记。全书只有9500多字，可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我深深地被法显的壮举所打动，打算以他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我选中以法显为创作题材，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对法显所游历的南亚地区的情况较熟；二是凡是谈到南亚各国与中国交往和友谊时必然会提到法显，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友好使者；三是法显是个开拓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法显（334—420年），是我国东晋时代的一位高僧，是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他慨叹戒律残缺，决心亲往天竺（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他于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毅然偕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取经。途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有路径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大沙漠，翻越崖岸险绝、壁立千仞、临之目眩的葱岭……倍尝艰辛，游览了30余国，历时14载。与他一同西行的先后10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孜孜不倦，终于完满夙愿，由海路携经而归。回国后，抵建康（南京）与外国禅师驮跋陀罗直接从梵文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等经律，开创了把梵文佛教经典直接译成汉文的先河。他撰写的《佛国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最后圆寂于荆州（湖北江陵）辛寺，春秋86。

法显的足迹所至，不仅汉之张骞、甘英未到，就连西晋之朱士行、东晋之支法领也未涉足。他是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的第一人。中外学者对他的壮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唐代名僧义净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在谈到有史以来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时，也首推法显，称誉他为“伟大的旅行家”。印度尼西亚学者甫榕·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

法显的游历，扩大了中国和南亚诸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国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和友谊时，一定会提及法显。斯里兰卡在法显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树了一块碑，称之为“法显村”。

因此，法显是值得在他身上多花笔墨的人物。

如何进行创作，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很多。诸如，如何塑造历史人物？如何塑造和尚？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

我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阅读中外历史资料和佛教知识；二是求教名家。

我查阅的资料有：南亚各国的历史及其风土人情、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交通史、佛教历史、佛教方面的知识、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汉朝和两晋南北朝的史料等。

我写信给《佛国记》注释的作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章巽，请教他对把法显写成长篇小说的看法。他回信说，若能把法显写成长篇小说，将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鼓励我做这一件事。

我写信给《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向他请教，如何写历史小说以及历史事实与虚构的比例，大概各占几成？他回信说：“历史小说很难写，你若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驾御历史人物的能力，最好不要写。”他善意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我写信给《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向她请教，如何掌握历史事实与虚构的分寸？三、七开？四、六开？历史地名与现在地名如何处理？她回信说：“在历史小说中，历史事实与虚构各占几成，很难界定。基本历史事实不能违背，细节可以虚构。至于地名，最好用古地名，而用现在的地名加注。”

我到北京广济寺去请教《法音》主编静慧法师。向他询问，若把著名和尚法显写成小说，佛教界会有何反应？他说 ，佛教界不会反对，若能把法显法师的事迹广为传播，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我决定开始动笔，写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

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写，边写边摸索。有时在写的过程中突然产生灵感，不期的情节跃到笔端，但有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节来。

写作中，最难的莫过于塑造法显这个人物及其他和尚。他们是僧人，注定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伴随着他们。常人可以领略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常人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怎样把他们塑造成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颇费心思。尤其是，他们是流动的，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不会反复出现。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我的优势是，对南亚情况比较熟，风土人情了解得比较多，但又不能在小说里堆砌这些东西，担心人物会被它们所淹没。这是我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的地方。

我把法显塑造成一位学而不倦、知识渊博、通晓医道、仁慈宽厚、意志坚强的长者。他既是一位中国最早的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又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既是佛教的法师，又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

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终于于1992年完成了44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的创作。该书由中国旅游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从酝酿到成书，一共花了五年时间。

当时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1994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法显与《灵鹫山》”为题介绍了这部小说。文章写道：“一部《西游记》，使唐代高僧玄奘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早于玄奘230年去天竺（印度）求法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却鲜为人知。

    ……

    长篇历史小说《灵鹫山》描写的就是法显舍生求法、创辟荒途的故事。小说所塑造的法显形象鲜明生动。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回的意志，临危不惧的胆略，疾恶如仇的气节，乐善慈悲的心肠令人折服。书中丝路风情、迤逦风光、佛踪圣迹、异国情调，描写得汁味醇厚。尤其是“异土异邦异风异俗，奇人奇事奇闻奇观”更使人有新鲜之感。《灵鹫山》既有严肃文学的缜密构思，又有传记文学的翔实材料；全篇悬念迭出，充满了浓重的传奇色彩。

    《灵鹫山》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其强烈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其对于增进中国人民对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历史、文化、风情的了解，增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它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灵鹫山》的作者袁维学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他既熟悉南亚诸国的风土人情，又具有较为广博的历史学识，故而能创作出这部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虽然不能成为某一门类的专家，但起码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做一个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有心人，尽量使自己学有所成。我想，袁维学当是一个学有所用的有心人。他的文字造诣颇高，语言叙述颇见功力。尤其对佛学、历史、地理、人文、景观都有较深的研究。文化工作者应该有这种钻研的精神，这于己于事业都有益处。”

1995年上半年，我应《珠海特区报》的编辑陈伯坚之约，把全书压缩为15万字，在《珠海特区报》上连载了半年。

2002年我受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之托，把《灵鹫山》压缩改写成乌尔都文，并由巴基斯坦女作家、《新闻报》记者莎赫纳·玛格布尔根据乌尔都文翻译成英文。这两个版本都已于2003年在巴基斯坦出版。同年3月，巴基斯坦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光明日报》记者邹强以“东晋时代的高僧法显：中巴友好交流第一人”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3月23日，巴基斯坦国家民间遗产研究所内书墨飘香，《法显——访问次大陆的第一个中国人》一书英文版和乌尔都语版的发行仪式在此隆重举行。

《法显》是长篇小说《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的外文翻译压缩本。《灵鹫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前驻巴文化参赞袁维学创作的44万字的中文长篇小说，1993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法显》的乌尔都语版由袁维学本人翻译，英文版由巴基斯坦女作家、《新闻报》记者莎赫纳·玛格布尔翻译。

中巴作为近邻，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法显便是这份友谊的最早传播和缔造者。法显是我国东晋时代的一位高僧。他慨叹中华佛法戒律残缺，决心亲往天竺取经求律，瞻仰佛迹，“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法显是游历当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天竺之行比玄奘尚早230余年，为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连接两地伟大的友谊使者。

《法显》英文版和乌尔都语版的发行，为巴基斯坦人民了解丰富的中国文学和中巴深厚的友谊提供了良好契机。莎赫纳·玛格布尔说，她从小就听说过法显的名字，但对他的事迹并不十分清楚。在翻译过程中，她深深为法显在传奇般的取经历程中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折服。她说，陪法显西行的先后有10人，一些病死异国，一些半途折返，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以求，终于在公元402年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谷。法显遍访了南亚僧侣的学法之地，最后在恒河三角洲乘商船抵锡兰（今斯里兰卡），由此满携经书返回中原故土。

袁维学先生曾在巴工作多年，为著《灵鹫山》足迹遍布巴基斯坦，亲身实地考察法显游历之地，历时5年撰写了《灵鹫山》。……

袁维学先生离巴前，巴中友好协会主席高度评价他对推动中巴文化交流、促进两国友谊所做的贡献。2001年，袁维学先生获巴基斯坦“总统杰出成就奖”。目前，袁维学先生已转赴菲律宾工作，人们期待他在文化领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3年10月16日，应菲律宾华人作家协会的邀请，我向菲律宾华人作家、学者和知识界介绍了我创作《灵鹫山》的经过及体会。

创作经过，如上所述。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小说就是塑造人物，使人物饱满，立得起来，活灵活现。不同的人物，应有不同的描写，运用不同的语言，切不可千人一面。

二、     小说就是制造矛盾，解决矛盾。有矛盾就有情节，矛盾越复杂、越尖锐，情节就越紧张、越吸引人。当然，矛盾的产生、矛盾的发展、矛盾的解决，都要合情合理、顺乎自然，不可自相矛盾。

三、     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虚虚实实，虚实相宜。写小说像画水墨画一样，不能完全照搬生活，照搬实物，要有升华，要有写意，似写实，但又朦胧。贵在“神似”。

四、     要发挥形象思维，作者介入其中，可以假定作者是其中的某某角色。作者要设身处地，深入其境。这样，才会真切，才会有真情。

五、     要给读者留有遐想的空间、思考的余地，不能使人一览无余，不能把家底和盘托出。当然，不可故弄玄虚，使人摸不着边际。

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锤炼语言。语言要规范、准确、新鲜、多变。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

写了一部小说，就侈谈创作体会，未免使人笑掉大牙。哈哈……

凡是人，都有爱好，没有爱好的人是没有的。有人爱好吃，有人爱好穿，有人爱好读书，有人爱好运动，……。我爱好书法。爱好书法有两层意思：一是喜欢舞笔弄墨，二是喜欢欣赏法书。二者缺一，都难称之为真正的书法爱好者。

书法为何能使那么多人痴迷？因为它有三美：线条美、结构美、神采美。有一个功能：舒发情怀，修身养性。一幅上乘的书法作品，有一种震撼力，能使人遐想联翩。其线条，有的如娇柔的美女，有的像拔山的壮士；有的若活泼的小儿，有的似迟缓的老者；有的像大海，有的似高山；有的如行云，有的似流水；有的像游蛇，有的如枯藤……给人一种力量感、节奏感、立体感。其结构，或平正，或险绝，或连贯，或中断。计白当黑、平整均衡、欹正相生、参差错落、起伏跌宕、变化多姿。其神采，情趣横生，魅力无穷，使人愉悦，令人遐想。当一个人在练习书法或者进行书法创作时，精力会高度集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运动过程中去。他从中得到一种快感和满足。

我认为，书法并非汉语所特有，各种语言都有其书法。但能够作为一种艺术门类而独立存在的，惟有汉字书法。汉字书法并不是僵化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当今书法的观赏性大大超过了它的实用性。就汉字书法而言，也非中国所特有，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也都有从事这门艺术的人。他们有的重传统，有的重现代，有的把本国文字的书法揉进了汉字书法中，有的把西方的绘画艺术融会于汉字书法，使汉字书法更具有表现性、装饰性。

学习书法的人只有学习和研究古今中外书法的各种流派、各种书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才能成为集大成者。

我自幼喜爱书法，不过以前只是涂鸦而已。前半生，我把精力用于翻译和创作文学作品上。由于出版界不景气，1994年以后我才把精力转到书法上。遗憾的是，我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没有系统地临摹过法帖，也没有拜过师傅。走的是一条“野路子”。展厅、摩崖是我的课堂，法帖是我的老师。

我酷爱草书。草书以其强烈的运动感和节律感，千变万化，奔放驰突，震撼心灵，动人魂魄。在各种书体中，笔法最丰富者属草书。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论述草书时说：“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草书，尤其是狂草，给人的艺术感受和启迪，是其他书体所不及的。狂草是书法中高度昂扬的浪漫主义。狂草打破字间大小和分行布白的通常规律。竭力强化疾涩、浓淡、润枯、重轻、往复、抑扬、向背、疏密、欹正、聚散……等等对立统一的多种因素，在有限的幅面中展开全方位突进。狂草以惊险的使转为形质，在使转中举重若轻地掣动点画。狂草高度发挥创作者的主观精神，把个性发挥，提高到最中心的位置。创作或观赏草书，尤其是狂草，简直是一次精神的升华。

欣赏草书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喜爱张旭、怀素、黄庭坚、毛泽东的草书。张旭的草书苍劲有力，怀素的草书潇洒自如，黄庭坚的草书沉着痛快，毛泽东的草书豪放大气。

我向来不相信“天赋”，仅相信勤奋。有的人多一点儿“灵性”，但光靠那点儿灵性，却很难成事。我以为，一个人的成功，十分之一在于灵性，十分之二在于机遇，十分之七在于勤奋。勤奋在人生的成功之路上至关重要。学习书法就得靠勤学苦练，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屏弃名利之诱惑。

我在刚把精力转到书法上时，每天都要练字、读帖。草书虽然千变万化，但有其规范写法，有规律可循。我首先学习每个字的标准写法，也就是草字的结构，掌握草字的一般规律；随之，学习草书的布局；进而学习草书的用笔法、用墨法。同时，研究历代书法家对书法的论述，及草书大家的传世之作。不只听一家之言，不只学一家之法，融众家之长于一炉。

学习草书、创作草书，需注意以下几点：一、草书的笔画要动静结合，以动取胜，没有动感就不能称之为草书。怎样写才能有动感呢?首先是行笔要讲求提按顿挫，不可使线条一样粗细。只要提按纯熟，线条就会有轻有重，肥瘦相间，并能见到点画的气势，自然就动起来了。另外，还要讲求结体的形态动感和篇章的动感。一幅好的草书作品，字忽大忽小，忽正忽侧，时而奔腾直泻，时而姗姗而行，左顾右盼，上下参差，给人以龙飞凤舞之感。二、草书最忌滞呆，最重流美。一字或数字要一笔而成。即使不连，也血脉不断，笔断而意连，通篇一气呵成。这样，方有气势，才会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三、草书的笔画、结体和章法讲求变化。草书用笔讲求的是中锋为主，侧锋为辅，相辅相成，刚柔相融，环弧绞转并施，所以草书的许多线条出现了似圆非圆、似方非方的妙笔，有时还掺杂一些篆、隶、楷的笔画或笔顺倒插等。熟练地掌握了草书的笔法，就获得了草书的灵魂。四、写草书不可一味求快，而要疾迟交替，提按相间。清朝宋曹说：“草书贵通畅，下墨易于疾，疾时须令少缓，缓以仿古，疾以出奇。”只有疾缓得当，墨量适中，才会有鲜明的节奏感。五、南朝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书法中的神采是指点画线条及其结构组合中透出的精神、格调、气质、情趣和意味的统称。形质是神采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书法艺术神采的实质是点画线条及其空间组合的总体和谐。书法中神采的获得，一方面依赖于创作技巧的精熟，这是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创作心态恬淡自如，创作中心手双畅，物我两忘，才能写出真情至性，融进自己的知识修养和审美趣味。追求神采，抒写性灵，始终是书法家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

在长期学习草书的实践中，我的体会是：一、写草书掌握速度至关重要，一定要疾徐得当。我过去写草书，速度过快，用笔往往不到位，而且常出现浮滑的毛病。刘炳森、刘艺等都曾给我指出过这个毛病。我便认真摸索，加以改正。二、书写时要果断，不可犹豫。犹豫，气则不贯通，线条则不流畅。三、要有胆量，放开胸怀，不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四、要笔笔认真，笔笔到位，不可任笔而行。五、要充分利用墨色，掌握好墨与水的关系，写出层次来。墨浓书写速度略慢，墨淡书写速度稍快。六、写草书宜用长锋笔，握管宜高，这样才能挥洒自如。

我写过一首关于草书的诗，当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了诗中所写的境界，而是想表明我的努力方向。

线条粗细无始末，大起大落不做作。

墨色浓淡浑一体，满纸龙蛇舞婆娑。

    一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在报刊上对我的书法曾作过一些评介。

已故的雕塑家张铁男于1998年在泰国《亚洲日报》上以《飞走流注之势，滔滔闲雅之情》为题评论了我的书法。他在文章中写道：“观赏袁维学先生的书法，虽然无怀素那种放纵鸣高，以画入字以形夺人的颠狂，却蕴涵着真卿的骨肉，右军的飘逸，实可谓：文雅外炳，清明内照，烟霞用足，江海情多……。先生并非专业书家，而是驻泰王国的文化参赞，但从行草书法的功力来看，定然对历代碑帖作过较深的研读，正如一棵成材的大树经历过秋风、严冬、春寒、酷暑才能形成一圈年轮，何以只是一个圆圈！跃然纸上瞬间的墨迹，都是充满着生命的律动。姑且不论其中堂，就‘人杰地灵’、‘鹤寿龟年’、‘天香万里飘’等小的条幅而言，体有疏密，意有倜傥，既有飞走流注之势，又有滔滔闲雅之容，百字千形，巧媚争呈。其实，任何一种艺术的尺度，无外乎审美与格调。先生的作品不在于外，而在于内。例如‘锦绣山河’的‘锦’字最后一笔，不仅令人深深地体味到他十分纯熟地拨开了俗障和浮泛，而着意于心弦颤动的扑捉。这种艺术魅力绝非一日之寒而是经年累月沉滤的结果……。无论立轴、中堂，还是横幅、手卷或是楹联、条幅，其技法精熟，笔势自如，字势超拔，行势酣畅，充满了自由练达的情态和潇洒内凝的力度。”

尹文1998年在《中国文化报》上以《袁维学的草书》为题撰文评析了我的书法：“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已有几千年历史。篆、隶、行、揩、草等书体各具魅力：小篆秀美匀整，隶书笔致优美，楷书端庄典雅，行书潇洒活泼，草书奇谲诡变。而草书则是各书体中最为难学，艺术性最强的一种书体。袁维学先生就是一位不畏艰辛，专攻草书，而且学有所成的书法家。他重传统，但不拘泥古法；喜创新，但不崇尚怪异。他的草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通篇布局自然、合理。欣赏一幅书法作品，第一印象就是整体结构。一幅作品即使每个字都写得很好，但布局不美，也不是一幅成功的作品。袁维学的草书，根据书写内容，不仅字的大小、粗细、斜正、虚实错落有致；墨的浓淡、燥湿相得益彰，而且洒脱自然。二是有较强的时代感。袁维学既注重传统，也不排斥现代，从他的书法作品中便可看到把二者有机结合的端倪。他用笔以中锋为主，但时有侧锋。他学习古人，但不拘泥于古人。历代草书大家各具特色，张旭肥刚，怀素瘦硬，黄庭坚洒脱，王铎奇崛等等。他欲融各家之长于一炉。当然，他的草书尚未完全进入化境，但就其主攻方向来说是可取的。三是有鲜明的节奏感。他从音乐、舞蹈等姊妹艺术上汲取营养。使人感到他的作品急如旋风，缓如细雨，快令人激扬，慢使人心旷。他在用墨和用笔上下功夫，致使他的草书缓急、舒缩、轻重、浓淡、枯湿等具有明显的反差，使作品更具艺术的渲染力。四是文如其人。他融各类文化素养于书法。袁维学长期从事文化工作，本身就是一位拥有近二百万字译著的作家，他勤于学习，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均有所涉猎，这对他的书法大有裨益。文化层次高，书法档次才会高，文化层次低，书法就很难进入较高的境界。袁维学为人诚恳，这在书法上亦有所体现。他在书法上不搞花架子，不哗众取宠，而是苦苦求索，辛勤耕耘，他的草书散而不乱，放而入矩，字里行间，充满温存与情感。”

画家魏明1998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文说：“袁维学不拘泥一家一派，博采众长，追求‘气、力、韵、神’的艺术境界……。他用笔跌宕起伏，有藏有露，中侧锋互用；结体斜正多变，章法疏密有致，一气呵成……。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微妙的流动的美感，清逸灵秀中不失凝重、刚劲。泰国文艺评论家李少儒先生评论：‘字体造型甚为刚毅，发墨苍劲，气度广阔，有锋芒无声之感。’”

我的书法作品曾在泰国、韩国、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展览过。在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中获特别金奖，并被命名为“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家”。曾被收入《新世纪翰墨艺术家经典》、《书坛画苑名人佳作选萃》、《世界名人录》等书中。《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中外文化交流》、《澳门日报》、泰国《亚洲日报》、《新中原报》、《星暹日报》、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日本《书道》、菲律宾《商报》等报刊曾刊登过我的书法作品。

1999年，我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

1999年12月文化部外联局在中国美术馆为我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展出了我的40多幅书法作品。中国美术馆办公室主任吴琼为筹备我的书法展做了大量工作。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发了贺词。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外联局局长李刚、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永海、外交学会副会长（原驻泰国大使）金桂华、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为书法展开幕式剪了彩。李刚在讲话中对我的工作和书法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对我的书法展作了报道并展示了我的书法作品。《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文化报》、《市场报》等十多家新闻媒体对这次展览作了报道。我为我的书法作品能够在艺术展览的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也诚心地感谢那些帮助和支持过我的人。

博夫2000年1月13日在泰国《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上以《矫若游龙--袁维学书法艺术赏析》为题评介了这次书法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2000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沈修的文章《作家·诗人·书法家·外交官—记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文化参赞袁维学》。文中说：“在我国驻外使领馆中，有一批专门从事文化交流事业的官员，他们不仅精通当地的语言，熟悉当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及文艺动向，组织策划大量文化交流活动，还对文化事业中的各项艺术门类如音乐、戏剧、文学、电影、舞蹈、美术等有透彻的了解与精深的研究，甚至本人就是颇有造诣的作家、画家、翻译家、书法家、理论家。现任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文化参赞袁维学便是其中一位……。袁维学钻研书法多年并卓有成就。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尤擅草书，作品技法精熟，笔势自如，字体俊逸，行势酣畅，极为潇洒并具有力度。他的书法作品错落有致，浓淡相宜，洒脱自然，极具感染力。被誉为‘笔走如飞，优雅闲致’……。袁维学在他的长篇小说《灵鹫山》中以雄浑有力、细腻精致、力透纸背的功底和博大精深的佛教知识，描写了祖国西部和西域的历史、地理、风土、乡情、名山大川。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西行高僧，也极为传神地描写了那些‘奇峰叠山直刺云天’、‘烟雾缭绕莽莽苍苍’的山川景致。无疑，这种对大自然、对鬼斧神工的山峰奇峪的向往和热爱，强有力地影响和促进了他对书法走势、运笔及虚实铺排的设计和运用。这一点可以见诸他新近出版的《中华六十景诗书画印集》之中。这本立意新颖的书画册中的诗作，不仅描述了山川景致，而且寓情寓理于其中。诸如：

          云海白浪涌，日出红烟霞。

          温泉荡浊气，何须慕佛家。

这些诗句以及作者在泰国任文化参赞时写的咏情诗、观感诗、记叙诗等等，都表达出他作为作家、诗人、书法家的真诚情怀。”

书法是我生命中最活跃的成分。它成了我与人交际、抒发性情、磨练意志、活动筋骨的重要途径。一旦我终止了书法，我的生命也将随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