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汪曾祺

赵长青

       在我的印象中，孙犁严肃而清高，汪曾祺随和而散淡。他们虽然个性不同，却因为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都让我崇敬，让我追随。虽然我没有见过两位前辈，可我视他们为亲人，对他们的只言片语亦视为珍宝。在我的视野中，我看到，两位前辈一直是互相关注的，他们投给对方的都是欣赏的目光。

       汪曾祺的小友、作家苏北在《寂寞孙犁》一文中云，孙犁的作品，影响了中国当代一大批作家，其中就包括汪曾祺。汪曾祺成名后说过，外国作家对他影响较大的有阿左林、契诃夫、伍尔夫；古代作家有归有光；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其实，还应加上孙犁。只是汪曾祺自己后来名气也不小了，有点不好意思说。这句话，让我不禁笑出声来。或许，真的如此。孙犁呢，在《读小说札记》一文中的第五部分，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评论。他写道，去年，他读了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名为《故里三陈》。这篇小说是由三个小故事组成的。他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因为读之，省时省力，可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却很多。所采用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也常常用之。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然简单，可结尾之处，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由此，孙犁云，有人认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的。情节不在于复杂，而在于真实。真情节能够动人，假情节使人厌烦。所以，宁可读一个有人生启发的真情节，不愿读十个没有血肉的假情节。 又云，他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可他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行加上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的纠纷。所以不能与汪曾祺的小说相比。 在这里，孙犁告诉我们，汪曾祺的小说，看似纪事，实际上是真的小说；而他的所谓的小说，却不是真的小说，实际上是纪事。汪曾祺认为，孙犁晚年所创作的那些小说是新笔记小说。并且，孙犁的那些小说，是感情平静的新笔记小说的最高水平之作。在《随笔写生活》一文中，汪曾祺云：“相当多的新笔记小说的感情是平静的，如秋天，如秋水，叙事雍容温雅，渊渊汩汩，孙犁同志可为代表。孙犁同志有些小说几乎淡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语简而情深，比如《亡人逸事》。这样的小说，是不会使人痛哭的，但是你的眼睛会有点潮湿。”

       2015年5月14日，孙晓玲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传世的作品》一文，其中云，汪曾祺在去世前不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个月，改编她的父亲孙犁的抗战作品，题目叫《战火中的荷花》（应为《炮火中的荷花》）。导演是一位著名的女导演。为此，她感到兴奋，并期盼着电影能够早日开拍并公映。这与施晓宇在《“布衣作家”汪曾祺》一文中披露的情节是相符的。1994年10月18日，施晓宇到北京开会，并为《福建文学》组稿，拜访了汪曾祺。 那时，汪曾祺正在为改编孙犁的作品而苦恼。原来，北京电影制片厂打算将孙犁的小说名篇《荷花淀》拍成电影，以纪念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可是，请人写了两个剧本，却没有一个满意的。这时，著名导演王好为想到了汪曾祺，郑重地请汪曾祺接下这个任务。汪曾祺虽然答应了，却是感到有些为难的。一是因为他没有写过电影剧本，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到过河北保定水乡。二是因为孙犁的小说虽然如诗一样美，可是缺少故事情节，散文味道浓厚，改编成电影难度是很大的。当时，他已经写了一个星期了。他设计的电影开头是：一支荷花的特写，定格。然后，推出一片荷花。继而，从银幕的一角，有一个皮肤黧黑、鹭鸶一般精瘦的老头手持竹篙划船而出，慢慢穿过荷花淀。一轮血样的残阳斜挂西天。这时，画外音是隆隆的枪炮声。画面切换，炮火连天中，满地残荷败叶，鹭鸶一般精瘦的老头手搭阳棚眺望远方，嘴里骂道：“狗日的来了！” 那天，他看见，在汪曾祺的书桌上有一本摊开着的《孙犁小说选》。这部书是1982年1月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收录了《邢兰》《走出以后》《荷花淀》《芦花荡》《碑》《钟》《“藏”》《嘱咐》《采蒲台》《光荣》《蒿儿梁》《吴召儿》《小胜儿》《山地回忆》《看护》《种谷的人》《村歌》《石猴》《秋千》《铁木前传》等中短篇小说共计20篇。汪曾祺在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时，即以此书中的小说作为蓝本。

       汪曾祺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炮火中的荷花》，保留了孙犁小说的风格，将其呈现在画面上和对话中。剧本完成后，北京电影制片厂非常满意，一次通过。半年后，《作家报》记者谢海阳发布消息云：老作家汪曾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孙犁的名作《荷花淀》已由他改编为剧本《炮火中的荷花》，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小说《荷花淀》反映的是冀东白洋淀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斗争生活，它所塑造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女性的生动形象一直为人们所称道……汪曾祺在改编中不仅保持和发挥了小说原有的特色，还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发展和丰富了原作的情节。这部电影没有大的战争场面，而是体现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普通人民群众平凡而伟大的力量，是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可是，剧本虽然写出来了，却因迟迟筹不到资金没能投拍。这是汪曾祺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也是其最后一部电影文学剧本。

       完成这部剧本时，已是1995年。那时，汪曾祺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这部剧本最初发表于《电影创作》1995年第4期，后收入《汪曾祺全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