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获得者会集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曾点 字子皙，亦称曾皙，春秋时期鲁国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一说嘉祥县满硐乡南武村)人。生卒年月不详。曾参之父,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与颜回之父颜路、孟子之父孟孙激等并祀于曲阜孔庙后部的崇圣祠。《论语》载 他和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谈个人志趣时，他“铿”然一声，停止鼓瑟，说“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换上春装，和五六位志同道合的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歌回来。孔子听后大加赞赏，喟然叹曰：你和我想的一样！鲁国大夫季 武子死，曾点吊唁“倚其门而歌”，被称为鲁之狂士。739年（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 宿伯”。1009年（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莱芜侯”。1530年（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曾氏”。曾点墓在其故里南武城。

马千里：于丹焉知曾点之志哉！（转）

侍坐》章是《论语》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在这一章里，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分别阐述了自己治理国家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的描述。   

子路说自己利用三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内外交困的小邦国“有勇”而“知方”，不仅在军事力量上有所增强，在道德教化上也有所作为；冉有说自己治理一个小邦国，三年之内可以让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但道德教化方面还做不到；公西华说自己可以在邦国外交活动中做个小傧相。   

孔子问的是“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即一旦你们被国君知用任命，将怎么做呢？这三位学生所言正是正面回答了孔子的提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有勇”、“知方”、“足民”还是参与外交，其实都是概念化的，并没有感性地描述，并且在施政的目标上也仅仅做到了一般的治理水平。这与其后曾点的描述对照起来，在境界上是大有区别的。   

我们看曾点的说法：“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没有说自己如何治理，也没有说利用多长时间，他只是描绘出他的施政结果。在他参与治理的国家里，人们可以过上悠闲而有情趣的生活，既不为“加之以师旅”而担忧，也不为“因之以饥谨”而苦恼，这些初级的问题早已经不复存在。曾点描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理想，而是民众集体的生活写照。这样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完全地实现过，所以是极其高远的政治理想。   

这一点上，于丹显然是有很大的误会了。于丹评论曾点说：“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并由此的出结论：“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于丹把曾点之志说成了个人的修养、内心的完善而已，把曾点描绘的生活场景解读为曾点个人的名士风流，那么孔学“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哪里去了？如果曾点的理想是这种隐士般的个人风流，怎么可能得到老师的高度赞扬呢？除非孔子放弃了儒家，转投到了庄子的门下。   

那么于丹为什么得出这么个结论呢？一是为了自己的论述主题而有意歪曲或无意误解了曾点的志向，二是与但错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于丹在解释为什么曾点能够受到孔子的热情鼓励时引用了朱熹《四书集注》的话：“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于丹在这段翻译中故意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初”字，这样“初看起来像是没有舍己为人的理想”就变成了于丹说的“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初看起来如此”，那下文必然是“实际上不如此”，于丹对此却蒙混过关了。其实随后朱熹就说明了曾点之志“实际上”是什么，“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这个“尧舜气象”正是尧舜之治下的社会风貌，这是何等高远的志向啊！于丹理解的“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的“心得”，真不知是从何而来！朱熹的论述还在继续，他又解释了孔子的志向，说“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社会所有成员都各得其所，安之、信之、怀之，是孔子开列的实现尧舜之治的具体着力点，而曾点描绘的是尧舜之治实现后的生活状态，两者相互参见，可见其同，所以朱熹家着说“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朱熹这段论述是非常清楚的，并不存在什么歧义。于丹却掐头去尾，肆意错读，以削足适履，大失学者水准了。犯错分至少两种情况，一是有意犯错，那就是别有用心；二是无意犯错，那就是学养不深。于丹对《论语》章句的解释堪称遍体鳞伤，对朱熹的注解也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不知属于有意还是无意？   

再补充一点，孔子的政治理想，《论语•公冶长篇第五》有明确的记载：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也是朱熹所论的依据。何以说孔子与曾点的志向都是高远的“大理想”呢？除了朱熹所论的“尧舜气象”外，孙中山先生也有一段话间接地做过评论：“将来倘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必不似旧世界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孙中山把孔子之志称为“大同世界”，并憧憬说“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曾点之志的高度赞扬。   

这么一种能让中国“驾乎欧美而上之”的大理想，到了于丹那里就成了内心修养，并作为“理想之道”的最主要例证。这样一种“心得”还有正确的可能吗？于丹还有一段更为搞笑的话，她说：“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样的沉重。”我们难以知道于丹说的“许多人”在哪里，而凡是略懂《论语》或者稍微看过朱熹注解的朋友都会感受到曾点之志实现起来的“任重而道远”，反而把曾点之志矮化为“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的，大概于丹是前无古人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