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华门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为大清门，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名为中华门。中华门与天安门不一样，不是城楼，而是一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作为皇城与市井的分界，中华门建筑风格庄严厚重，具有很高的规制。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门北侧左右各有东西向廊房110间，俗称“千步廊”，乃为各衙门办公地。建筑建成之时，因是皇城正南门，古代又以南为尊，所以享有“国门”的地位。从具体的方位来看，中华门位于天安门的南边、内城正阳门的北面。它是古代明清两朝皇宫正门天安门的外门，因此也被成为“皇城第一门”。中华门乃是中华国家权威的象征，其文化地位和象征意义甚至比天安门还要高。

在明清两代，大明门或大清门是至高无上皇权的重要表现。在明清两朝，普通人是不能够从这里正门穿过的。门外有下马碑，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门内就是皇家御道，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清朝时，在皇帝大婚时，只有皇后的轿子才能从大清门进入紫禁城，其他嫔妃的轿子只能通过后门神武门进入。中门只得遇太上皇、皇太后、皇帝、皇后才能开启，其他人均走侧门。在明清两朝，每年皇帝出宫去天坛祭天。每当此时，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清门都会被打开，皇帝一行浩浩荡荡从正门出去祭天。

大清门虽然只是出入紫禁城的通道，但作为皇宫的门面其装饰也极其华丽美观。除黄绿两色的琉璃瓦屋顶和檐下的雕梁画栋外，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墙体四角的琉璃“墀头”，每组都由上下相联的四部分组合而成，黄、蓝色调为主，间以红、白、绿等色，浮雕云龙飞凤，瑞兽奇花，鲜艳多彩，烧造精致。在空间上，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成为最大胆的空间处理。由天安门起，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和徐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这座曾经屹立于天安门城楼对面的中华国门，五百多年来饱受战火的摧残，明清的朝代更替没有撼动它的地位，八国联军侵华没有波及于它，抗日战争的炮火没能摧毁它。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是这样一座被赋予中华果味象征的标志性建筑物，却在一些根本不懂中华文明的所谓的苏联专家建议下拆除，他们的理由居然是：希望中国的首都能跟莫斯科布局一样，让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放眼望去满是冒着烟囱的工厂，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中华门却阻碍了这一视线。于是乎，仅仅由于这种现在看来很可笑的政治虚荣等方面的原因，中华门于1954年被毁于一旦。

拆除中华门遭到了梁思成等当时一批有远见卓识的专家的极力反对。在梁思成看来，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政治地位远大于经济地位，类似中华门这种古建筑必须予以保护。但当时的梁思成人微言轻，最终无力阻止这一蒙昧行径。有关部门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这样，梁思成保护位于中轴线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建议被认为是“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而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会上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中华门在中国的首都文化中具有核心的象征意义，是古老北京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有中华门的首都与没有中华门的首都大不一样，前者使得中华北京文化格局完整无缺，而后者将使得的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城文化显得相当不够完整。北京现在不是要中轴线申遗吗？但若没有作为“中华第一国门”的位于中轴线核心地位的中华门，怎能算做一个完整的中轴线？当然，除了中华门，还差地安门、长安左右门，唯有复建这些建筑物,中轴线才算完整，不然北京中轴线有何资格申遗？换句话说，这种不完整的申遗只能是对中华文化的不尊重和亵渎。

中华门代表着着中华一脉相承的文明。作为中国极具代表性的第一国门，中华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象征，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我们强烈要求重建中华门，拆除那些打破中华和谐氛围、有违中华风水文化的不合理建筑，恢复天安门广场固有传统的建筑设施和文化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