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眼里的我(之二)
(2009-10-13 20: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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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广而告之 |
前面贴了朋友写的印象记两篇,都是兄弟写的,还有两篇姐妹写的,也要贴上才是。
潘向黎一篇,是此次应何镇邦先生邀请特意写的,属新品上市;徐坤一篇是数年前写的,属“经典再现”。很感谢她们这么为我捧场。向黎重点谈的我散文,徐坤重点谈的我小说。但毕竟她们两位都是小说家,写出来的东西有情节有细节,各位可以当故事看。
如此裘山山
潘向黎
山山和我,最初是工作关系。大约是十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上向她约稿,从此成为她在文汇报副刊的责任编辑。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秀美而端庄、比较中性,不娇气,而且很守规矩。后来便是另一个会议上见到她,她话不多,但是脸上常有礼节性笑容,好像怕人家说她骄傲似的,等到见到熟悉的人,才真的笑出来,笑容灿烂,笑声响亮,而且很有穿透力。有一天日程是听领导长篇讲话,时间实在漫长,我溜出去,发现好几个人已经在外面聊天,我一听就忘记回到会场了,后来,穿了军装的山山也出来了,一看见我们马上凑过来,而且很快就发出她的招牌笑声(我都担心会不会直传到主席台)。但是等到有人提议干脆溜掉,找个地方开小会的时候,山山突然挺直了背脊,说:“我还是进去坐坐。”她以军人的飒爽英姿转身走了,丢下我们几个地方上的自由散漫的家伙。后来我渐渐发现,她这个人就是这样,说笑归说笑,骨子里还是很有板眼的。
回头接着说我们的工作关系,我说了,我是山山的责任编辑,按照我们行业的说法,山山是“我的作者”。但是,不仅如此。山山是我们的铁杆作者、模范作者,首先是她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是很适合我们需要的那种好――不费解,不另类,不颓废,不黑暗。将近十年来,她的散文在我们副刊频频亮相,而且基本上一露面就转载,往往还不止一家。她的文章很有读者缘,读者们也喜欢,有人碰见我说读了她的某一篇,如何捧腹大笑(比如《我的无法再来的青春啊》、《会议合影》),又有人打电话来说读了她的某一篇如何热泪盈眶,夜不能寐,比如《四十年的爱情》,比如《艳遇》,比如《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最近她的一篇写她极具传奇色彩的表哥的《子非鱼》更是让我们全体同仁一致喝彩,我们主编看了发短信给我:裘山山文极好!分管的总编辑评价是:“精彩!”我们是职业看文章看得两眼无光的人,要让我们集体激动起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次,山山写得太精彩了,以至于后来面对读者的赞扬,我们还觉得评价不够不倒位,不顾职业形象(好像矜持一点更好吧?面对读者好像应该代表作家谦虚一点吧?)自己还进一步大夸特夸,说得读者惟余点头。铁杆兼模范的第二大特点,是态度好。山山写作勤奋,来稿很自觉,基本上不用我催。我们形成了一种默契,隔上一阵子,她就会来一篇,不紧不慢,节奏正好。当然,写青藏线的那一组除外,那时她写好了一起交过来,然后我们连续推出的。这些年,我们发表了许多她的用心之作。
不久前,我们报社办了一个笔会,在苏州开,邀请了一些作家,其中就有裘山山。
笔会上不知道谁说,觉得山山和范小青长得有点像。我说不觉得像,这时候,一旁的毕飞宇道:“不像。”山山说:“怎么不像了?”毕飞宇说:“她是苏,你是杭。”这话说得太好了,不愧是一贯深刻的毕飞宇,别人说不出来――正好她们一个是苏州人一个是杭州人。这话除了机智、贴切,还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她们两个都是美丽的。山山的外表,她自己的说法是“说得过去”,那好,我认为山山的容貌确实很“说得过去”。几年前,有一天和我父亲谈到山山,这位以严谨著称的学者、评论家突然说:裘山山在作家里,那算是漂亮的。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评论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外貌,一听特别新鲜,第二天就发邮件给山山说了,谁知道山山是个老实孩子,马上给我回信,急急地“辩解”说:绝对不敢当,你一定要对老爷子说,裘山山只是长得端正、说得过去而已,真的谈不上好看,不然,我会有欺骗长辈的感觉。还说:我是过了三十岁,才摆脱了容貌上的自卑的。看得我乐不可支。
当然,我和山山又不仅仅是工作关系。她每一本书都送我,我都看,还给她发邮件谈读后感。她也看我的小说,而且遇到喜欢的会到处推荐。2004年在海南开笔会,要两个人一间房间,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方来做室友。我们在房间里聊天,结果第二天隔壁的人说:“就听见潘向黎低低地说一句什么,然后裘山山就笑得很响。”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但记得这句“邻居”的话,说明我们相处得很愉快。那次,我发现她喜欢游泳,换了泳衣下游泳池就游起来,不会游泳的我在池边替她拿着随身带的大钱包,还有一会儿要用的大浴巾,心如止水地看她姿势优美地游。等她上岸,还说:“谢谢哈。”我就说:“看咱这军民关系。”到了晚上,报社突然来电话,说因为要过节了,需要稿子去救急,我转头一看身边就坐了一个作家,马上把任务派给她了。她没办法,就坐在床上,将宾馆的信笺铺在膝盖上写了一篇短文,就是后来发表的《春草开花时》。那份手稿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呢。前几天在电视里看到“正在火热播出”的《春草》,我还想起当时她的样子,像赶作业的学生,不禁兀自笑了起来。那次旅行,她还送了我几个漂亮的大海螺,但要我答应不要转送别人,甚至说:“下次来上海,我要到你家检查的。”那种小女儿态,什么解放军什么准将啊,真是威武扫地。
说到来上海,她还真来,但没有到我家查海螺在不在,她要吃法国大餐。这也有个缘故,那年,我告诉她,她的一篇散文得了我们报社的好稿奖,我得到几百块钱的奖励。我说这是借了她的光,“等下次你来,我请你吃饭。”我说这话不是客套,没想到她比我更实在,马上回信说:好啊好啊,而且既然你这样有诚意,这次不能省钱,要讲请调,我要吃法国大餐,我还没有吃过法国菜呢。后来正好有一位朋友请我到塞纳河,正是法国菜,我觉得环境和菜品都不错,服务也很舒服,就给她写信说:“发现法国餐厅一家,已经试吃过了,下次你来,就在这家请你了。”后来,他们夫妇有事来上海,我很高兴地兑现诺言,山山开开心心地坐下了,然后等到菜上来,她就很优雅地送到嘴里一小口,然后开始嘀咕:“这就是鹅肝啊?也不怎么好吃嘛。这是蜗牛?好像也一般。”看样子,她对法国菜的期望真是高,一到现实中就有点破灭。她这样无辜地嘀咕,终于招来了她先生的不满:“不是你说要吃法国菜的吗?法国菜就是这些代表作,你要是都不喜欢,以后就不要吃法国菜了。”山山继续作品味状、思考状,说:“难吃也不难吃,可是不至于那么有名嘛,而且这么贵……”我一直忍着的笑顿时忍不住喷了出来。后来山山对我说,她后来经过反思,觉得法国菜还是好吃的,越想越好吃。她这种行为简直有点孩子气,或者说后现代,我听一次笑一次,虽然笑声绝对无法像她那么清脆悦耳。请她吃饭真是太值了,吃一顿可以笑这么多年!
山山有几句名言广为流传。我记得的就有好几句。一句是别人夸她本色,她慢条斯理地回答:“我是白土布,百分百纯棉。”另一句是,“我老了说明我没有英年早逝。”
山山的幽默是家族遗传。说起她的经历,其实也是个苦孩子出身。还在母腹之中,母亲就成了“右派”;还在襁褓之中,全家四口人就天各一方、三分四裂;她童年最初最亲近的人甚至不是父母而是照顾她的远亲,别人上幼儿园舍不得父母要哭只有她很高兴,弄得她母亲伤心起来……不过,她又是幸运的,她父亲对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影响了她,更有源于母亲的写作天赋。她的父母是有章法的父母,对孩子绝不娇惯、从严要求的教育方针,为她后来成了一名军人、一名作家(都是特别辛苦的职业)打下了体力的、心理的、人格的全面基础。更重要的是,她的父母是非常相爱的一对,我相信这会使子女内心光明的面积足够大,面对世界时选择“信”而不是“疑”,选择温情而不是冷漠。这样的人生观对一个作家的写作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去年大地震,我正好参加作协一个活动在韩国。当然想到在四川的山山,到了韩国才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她说她没事,现在已经在灾区了。我问了她几句类似于“有水喝吗?有吃的东西吗?”之类的话就挂了,我本能觉得不应该说任何废话惹她烦,或者分散她的注意力――那是绝对应该放在救助受难者和防范各种危险上的。电话里,她的声音和平时的爽朗、平稳完全不一样,有点乏力,有点恍惚。我想象得出面对满目惨状她的心情,但我想象不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注定敏感、感情丰富的作家,怎么能面对那样残酷的一切,抗住,行动,然后还要平安地走回正常的生活之中。我一直觉得,山山是女人中特别能抗事儿的,坚韧、沉稳、有大将风度,我以前总用徐坤的版本说她是“女砖头”――这是她在西沙的狂风巨浪和翻越青藏高原的艰险中赢得的美称。但是这一次,毕竟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觉得她作为那个时间进入灾区的人,是需要心理治疗的。
等我几天后回国,迟疑地问她能不能写一点那里的情况,她答应了,而且马上写来了。那就是《“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和《从绝境中突围》,让我惊叹于她作为作家和军人的双重使命感,果真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使一个江南女子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写作。当然,受那么大刺激,完全不失常是不可能的,她写完文章,说是三千字,然后发过来,我们一看,怎么是一千多字呢?而且没写完。再问,她也愣住了,然后发现自己把草稿发过来,反而把完成稿弄丢了。我一听就急了,她更急,那是她在极度痛苦、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冒着余震写出来的呀。后来折腾了半天,终于在电脑的垃圾箱里找到了。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可见她在灾区投入的程度和承受的接近极限的压力。
《“老虎师长”的四天四夜》后来获得了上海年度新闻奖的一等奖,而且是全上海唯一的一个一等奖。一位常读裘山山作品的新闻专家,为这个一等奖作品写了一篇评论,里面说:“反映汶川特大地震中部队官兵抢险救灾的文学和新闻作品有很多,在我看过的当中,裘山山的几篇是最好的。即便是国内最权威的中央新闻媒体关于抗震救灾部队的大篇幅、滚动式新闻报道,都不如她那几篇文章力量来得大,来得实。裘山山笔下甚少大场面的描写,她专注于写人,无论是“老虎师长”曲新勇、“眼镜团长”周洪许,还是“银翼神鹰”邱光华机组,写一个,让人记住一个,而且只读一遍,就记忆深刻。这样的文章,是真好,而且很稀缺。”他还说:“(这两篇)可谓一拙一巧,“眼镜团长”的写法较巧,巧的写法是随内容走的,为的是步步牵动人心;“老虎师长”的写法较拙,而拙的写法也是随内容走的,为的是步步震撼人心。两篇文章的结尾都非常好,尽管一悲一喜的基调不同。其实,在这样的大艰险中,写悲容易写喜难,《从绝境中突围》那看似闲散幽默的结尾,让我们在看到作者构思之精的同时,更看到了一名女性作家对读者情绪善意的照顾和安顿。”(引自宋炯明《璞玉无华浑天成》)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受到赞美的结尾是这样的――山山问那位团长,当时他的眼镜很碍事吧?“这位了不起的团长,他戴着一副眼镜儿。”这是最后一句。
一年之后,她写来了纪念地震一周年的《走不出五月》,我读后给她写邮件说:“感动之余我很高兴,我对你在灾区所受的刺激会留下什么后果一直有点担心,又无法询问,看了这篇文章,终于放下心了--你以作家的方式解救了自己,真是太好了。”她回答:“我的神经还是比较坚强的,目前为止唯一的后遗症是怕看拆房子的工地。”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后来读到她一大本的《亲历五月》,我想所有人都可以彻底放心了,她已经用写作对自己作了最好的心理治疗。当然,她并不是为了自己才去写的,她肯定就是觉得应该写,就写了。不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承担,而是根据需要承担的来付出热情、能量和才华,而且要做好,而且不能趴下。这好像是山山的自我要求。这在我看来有点苛刻,所以我常常成了“批评”她、劝阻她的人。但是她一边用清脆的笑声回答我,一边听而不闻、不为所动。这个女砖头啊,美丽丝毫不能掩盖她的砖头本质。
女人、作家、军人,加上这种风格,这就是裘山山。
后来她把《亲历五月》的稿费全部捐给了灾区,她轻描淡写中带一点欣慰地说:“那些稿费去了最应该去的地方。”很对,很好,一切都如此裘山山。
潘向黎:福建泉州人,现居上海。1988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91年毕业于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文学硕士。1991—1998年任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1992—1994年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1998年至今任文汇报社副刊主任编辑。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无梦相随》、《十年杯》、《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散文集《红尘白羽》、《纯真年代》、《相信爱的年纪》、《局部有时有完美》等。短篇小说《西风长街》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另获《文汇报》笔会文学奖新人奖、第二届上海文化新人称号、青年文学创作奖等。《白水青菜》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现为文汇报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