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宪（博士，香港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徐江（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助理教授）

近日於报上读到公共专业联盟发言人梁启智先生提出中国内地15个城市多数高铁车站不设在市中心的论点和论据（明报十月十七日A12版），感到十分不安。作为研究中国城市交通与中国城市规划的香港学者，我们过去几年内参与过该15城市中7个城市的规划发展研究或者交通发展战略研究，包括对个别城市的高铁规划项目之分析。我们完全不认同上述论据，幷在另外场合提出了较详细的质疑。我们认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高铁站选址有三大差别，直接对比十分不合理。

第一， 内地建设高铁站的城市本身规模尺度上差别极大，许多城市比香港大很多，而且城市面积还在迅速扩大，幷可能出现多中心的情况。因此‘到达市中心的距离’幷不能说明是否在市内。比如梁文提到郑州市高铁站位於市区外。其实，该市近年市域面积扩大到7446平方公里（比六个香港还大）。对於这样大的一个都市，距离市中心12公里，还是相当中心的地段。郑州曾是一个以铁路枢纽及相关重工业为主的省会，为了避开被旧铁路严重分割的老市中心而在东部投资数百亿建成了非常庞大的新市中心，而其高铁站恰恰是放在新旧双中心之间。试问，为何将其列为‘市区外’？再如，高铁的潮汕站与在建新机场为近邻，都设在了潮汕地区的三个主要城市（潮州、汕头、揭阳）的中心。这三个城市历史上曾是同一个城市。目前，高铁在粤东仅设一个站。铁道部从成本角度、广东省从粤东整体发展平衡角度考虑，批准了将新高铁站建於这三个城市中心交界地带（在潮州境内幷涉及揭阳部分土地），恰恰是把整个粤东对外联络的枢纽放在了该地区的中心。上述几个城市的情况说明，高铁是否建在市区的建成区，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它与每个城市的规模、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城市形态甚至城市群形态等都有密切关系。

第二， 宏观上香港与上述内地城市一个本质上的不同，是两者处於不同发展阶段：内地大量地区都处在迅速城市化的阶段。这些具有建设高铁条件或者需求的城市，更不少已经成为面积庞大的大都会或者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拉动新城市中心区的建设。我们不需要认同这种做法，即使内地学者和市民对这种都市区扩张和新市中心建设的所谓城市发展战略也有不同看法。但无论对错，上述内地城市化的手段和过程是事实。我们今年7月在北京特地采访了参与某城市高铁站选址与规划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总规划师。他指出，某城市政府已经后悔当初没有把高铁站设在更市中心的位置，因为发现当高速客运专綫开通以后，超过50%原来乘飞机到附近省主要城市的乘客都选择改乘高铁。高铁站在市中心效果可能更好。相比之下，香港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聚集大量新移民形成新制造业中心已经是昔日黄花，城市也不可能有疆域扩张。而以香港目前的政府体制和格局，由政府推动另一个庞大次市中心的发展也不现实。因此将内地城市高铁站推动新市中心建设的做法与香港比较，幷不合适。
 

第三， 内地高铁站建设与香港另一个本质上不同之处，是其由铁道部、省、所在城市三方出资。在多数情况下，铁道部是最大的投资者，因而在三方协调决策中占上风。由于全国高铁网整体投资庞大，借贷庞大的铁道部之首要目标就是把最贵的城市拆迁部分减到最低，而不是从所在城市的整体利益出发。因此，相对弱势的城市很难将站场建在他们自己希望的地点，除非他们恰好有用高铁站推动新市中心发展的构思。而比较强势和富裕的城市，就可能通过负担更大比重的投资份额，实现将站建到更近市中心的地方。例如上海曾有三个备选点：上海火车站（市中心），虹桥机场（市区内），七宝镇（A20公路外，即市区外）。上海市倾向同时改建老上海站和新建虹桥枢纽，铁道部则倾向七宝镇，最后落实在虹桥建设含机场、地铁、高铁、公路幷预留磁悬浮站的综合枢纽。深圳更可说明投资者对选址的影响：深圳特区外的龙华高铁站（竟被梁先生列为市中心的站）是铁道部为主出资者（占50%）。深圳市意识到该站偏离了刚刚建成不久的福田中心区，逐决定自己全资在福田加设了另一高铁站，才出现了内地唯一一个城市两个高铁站的情况，恰恰体现了深圳从城市自身立场对高铁选址之看法。

虽然我们对内地城市的交通发展规划与建设有一定认识和参与，但对港府及相关咨询机构考虑设高铁站于西九龙的细节尚欠了解，所以我们对此持中立立场。本文只是希望还香港市民一个公道，让大家更加了解内地城市高铁站选点的过程。高铁站选址问题复杂多变，分析判断必须因地制宜。而内地城市化之迅速，城市之庞大，构成外国专家错判中国城市规划问题的一大障碍。笔者就听到世界著名规划大师J. Friedman亲口说，外国城市规划师到中国最头痛的就是不知如何对付如此大尺度的城市。

最后，我们坚信，讨论如此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议题，专业人士和学者的首要责任是将事实尽可能准确地告知广大市民。我们完全认同专业人士和学者积极参与本地社会重要议题，从而尽自己对社会贡献的本分。这次高铁热议中，看到很多观点不同甚至立场不同但都言之成理的文章，包括公共专业联盟成员的文章，我们非常欣慰，感到香港社会之文明和在香港作为知识分子之幸运。但是，如果通过特别手法支罗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仅会误导广大香港市民，更背离了社会对我们专业人士和学者自身品格的期望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