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上级决定把广州中山大学研究汉语的教研组与北京大学的合并，于是就把我父亲从广州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正好这年我初中毕业，于是高中就要到北京来读了。经过了解，发现不能简单地转学，必须由学生来北京考试，这是因为北京市不承认广州市的学历，为了不耽误考试，我要比我们家其他人提前一个月来北京。与我父亲同时被调往北京的教授还有岑祺祥先生，他儿子岑运恒也是我初中同学，和我同火车也来北京考高中。

因为新家要住在北京大学校园内，所以只能就近上学，当时的北大附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清华附中也如此，101中学是干部子弟学校没法进，于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报考位于中国人民大学西边的北京十九中。

其实，考试只是一个形式，凭我的成绩当然没有问题。既然我是提前了一个月来北京，只能先住在我父亲的朋友、北大西语系教授吴达元的家里，他们家在北大燕东园，也是一栋小洋楼，吴伯伯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叫吴庆宝，老二是儿子叫吴庆安。吴伯伯、吴伯母他们一家对我非常好，在我父母还没有搬来北京之前，他们就带我去颐和园以及香山去游览，还到了卧佛寺以及后面的樱桃沟去，那里美丽的自然景色，潺潺流淌的溪水，至今我还印象深刻。

北京十九中位于海淀六郎庄南边一个叫万泉庄的村子边，学校东边紧靠的马路叫苏州街，西边大约1公里就是一条河，后来改建成现在的昆玉河，我读高中的时候，中午常去那条河里游泳。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正好是修挖该河的时候，那时叫“京密引水渠”，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们学生也参加了挖土的劳动。

那时，十九中的校门朝南，学校里只有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东边是一个礼堂，西边的平房作为学校的办公室。教学楼的北边有片小树林，树林的北边有几间实验室。树林的东边是操场。学校的北边，就是一片玉米地，玉米地边上便是一个高射炮阵地，虽然抗美援朝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是高射炮还是始终警惕地瞄向天空。

我家搬来北京之后，就住在北大校园内北边的朗润园175号，这是一个小院子，四周由比房子高的小土坡围起来，比较僻静，土坡的后面是湖水，周围的环境很优美。我家住北房和东房，西房则是我父亲的得力助手唐作藩先生一家。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还不会骑车，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大概要一个小时，我要先从北大校园的朗润园出发，出北大南校门，穿过一条叫老虎洞的胡同，穿过海淀当时唯一的一条商业街，从八一小学门口过，然后顺着苏州街向南走，过了八一小学之后，路两边就都是庄稼地了。

当时我高一同班有位同学叫彭晓梅，名字像是女孩，实际上是一位高个子男孩，他因为近视，我因为是年龄最小（当时才13岁），所以我俩就并排坐在教室里的第一排，并因此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有段时间，每天上学和放学，他都骑车带我，省了我的力气和时间，直到后来我也学会了骑车。彭晓梅的哥哥叫彭修文，当时是中央民族广播乐团的指挥，那时还没有什么名气。

下图：彭晓梅和我

高中毕业后，彭晓梅没有考上大学，后来进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1973年，北京成立了显像管厂，试生产了第一批9英寸的黑白显像管，显像管厂厂长送给他一只让他试用，他很忙，知道我是无线电爱好者，就转送了给我，由于有了这个对于业余爱好者当时最难找到的电视机部件，我就自制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这是后话。

后来，彭晓梅突然得了癌症，住进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他虽然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还是非常乐观，我们高中同学常去看望他，直至他去世。

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那时，北京市经常组织中学生搞一些课外活动，让著名的数学家如华罗庚等做科普讲座，记得我去听过几次。在我高二那年，北京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在市里的比赛开始前，每间中学都先在自己学校里进行预赛，十九中预赛的时候我正好患感冒，所以没有参加。但是由于我平时数学成绩优秀，所以学校还是派我参加了北京市的竞赛。

竞赛分两场，第一场一个小时，就4道题目，第二场时间长一点，一共14道题。我第一场的题目非常顺利就答完了，到考第二场的时候，第一道题我做了一会儿，发现有点难做不出来，于是就立刻转做第二道，但是第二道也做不出来，只好做第三道，就这样下去，发现每道都不会，最后一道题，连题目都没有看明白。于是只好回头再来做第一道，做了一段时间，还是做不出，又做第二道……，时间就这样很快就过去了，最后到交卷的时候，一道完整的题都没有做完。

事后听说，第一场考的是书本知识，如果第一场没有通过，就根本没戏，第二场则全都不是书本上学过的，是考思维方法。我想这下全完了，肯定没戏了。等到最后公布结果的时候，北京市一等奖有10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50名，参加竞赛的有3000多人，我居然得了二等奖！一等奖的前三名可以免试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我现在只记得一等奖的第一名叫王志良，后来进了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是北大管弦乐队的队长。那天上台领奖的时候，有位也是得二等奖的同学在我面前要让我先走，我让他先走，让来让去。后来我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之后，他正好和我同班，就是马逢时。由于我数学竞赛的获奖，使我后来在期末的时候，还获得了中学生学习优良奖章。

我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题为“我的志愿”的作文，说我要当一名拖拉机手，哈哈，那时受苏联影响，集体农庄就意味着幸福的生活。到了高中，想去清华学汽车制造。但是自从我在数学竞赛获奖之后，同学们都认为我应该去学数学。到填大学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征求父亲的意见，他主张我学计算机，但是同学都说，计算机是应用科学，没有多少学术含量，所以，最后我的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

十九中的高中生活，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例如我是在十九中第一次开始拉手风琴的，也是第一次看到下雪的，在广州从来没有见过雪是什么样子，下雪那天，我都没有心思上课了，眼睛一直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还有，在十九中的食堂里，我第一次吃到了一种主食叫做“糖三角”，当我看到菜单的时候，我还以为糖的价格是三角呢，当然，窝头也是第一次吃到。

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些课外的活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件事：一个是扫盲，一个是参与农业机械化工作。

当时，我作为志愿者，定期到附近蓝靛厂的农民家里去给农村妇女扫盲，听课的人不到10人，全都不识字，有一块小黑板。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到这一带办事，还遇到了当年听课的学生，她热情地说：这不是当年给我们扫盲的老师吗？

十九中的北边是玉米地，再向北，就是六郎庄了，这一带都种植了水稻。这片稻田，一直延绵到西苑和颐和园附近，这里出产的水稻，就是有名的京西稻，一年一熟，米粒大而饱满，比南方的一年两熟的稻米好吃。每到秋收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割稻。高三那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农业机械化的运动，学校派我们到附近农村去搞机械化，我就被派到了六郎庄，和村子里的一位年轻木匠一起研制插秧机。这位木匠还是很能干的，参照图纸，制作出了插秧机，它前面有一个斗，里面平放秧苗，操作者推着像小船一样的插秧机在水田里向前走，在人的操纵下，先用小铁夹夹住一小捆秧苗，再把它们插入泥中。由于这样的铁夹子并排有六个，所以推一下就可同时插六棵秧苗。我和他每天都在试验和改进这台插秧机，搞得非常有兴趣，而且插秧的效率要比人工提高很多倍，只有一点不愉快，就是经常挨蚂蟥咬。搞了一个夏天，这个插秧机也没有被采用，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京西稻是精耕细作，求质量不求效率，插秧机的夹子容易损伤秧苗，所插的秧苗成活率不如人工。听说，那时当地农民有个嘲笑我们的歌谣：插秧机，插秧机，插死的秧苗一大堆。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所有这些稻田都不见了，变成了海淀公园、高尔夫俱乐部和万泉新新家园等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