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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金庸先生是当代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武侠小说不仅唤起了当代大众对“侠义”品质的追问，更引领了当代武侠小说的创作潮流，极大地丰富了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内涵，赋予了武侠小说以更多的时代元素。
   本文主要以部分金庸小说为研究核心，从“侠”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践行者；“义”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主导者；“情”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推动者；“武”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维护者，这四个方面来试图为读者重点阐述金庸武侠小说中所表现的侠义世界。

  关键词：侠客 义气 情义 武侠
                              序     言

    “侠义精神”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并逐渐成为一种被华夏民族所一致认可的高尚品质。而作为活跃于当代文学的金庸武侠小说，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侠义精神”的本质，把“侠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走进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我们除了被其跌宕起伏的武侠故事所吸引外，更可以随处发现 “侠义精神”的光辉。金庸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侠义世界”。在金庸的“侠义世界”中，就像陈平原先生所概括的那样：“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野与文学特征的融合。”[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侠义精神”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当在于它的多元化思想内涵，更可以看出，当代视野下的“侠义精神”不再是唯一的，“侠义精神”是包容的，是宽泛的。
   在宽泛、包容的“侠义精神”领域里，研究当代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侠义元素，便成了研究金庸小说迫不及待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侠”“义”“情”“武”四个主要元素在金庸小说中的相互作用与地位来进一步展现其武侠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侠义精神”，并试图进一步展现其武侠小说在当代视野下的价值导向作用。

《浅谈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一、“侠”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践行者
     武侠小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它的畅销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是普遍大众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从中更深刻地折射出了中国百姓对侠的渴望与期盼。
    到底什么是“侠”？“侠”又究竟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一种精神呢？又是谁践行了这种精神呢？这里，我们不妨就到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寻求一些端倪。纵观金庸武侠小说，金庸先生为我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侠”，而这形形色色的“侠”又给我们带来了种种不同的思考，这种种不同的思考背后又似乎都有着一个共性，那就是在金庸看来：“ ‘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2]他还说“真正侠义的行为，是自己没什么好处可得，也可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如能为国为民，更是‘侠之大者’的风范。”[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简单来说“侠”就是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人，他的主要精神就是侠义为本，而“侠”作为个体，他自己本身就是“侠义精神”的践行者。
    比如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主人公郭靖，郭靖从一个蒙古大漠中持弓射雕的质朴少年，到最后成为一位“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侠之大者”，可以说郭靖作为一个被标榜的侠客形象，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侠义”两个字。他幼时为救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坚守诺言，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不肯屈服，他坚守的是道义；年少后初涉江湖，见杨铁心父女受辱时，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他伸张的是正义；他爱黄蓉至死不渝，但也不轻易背叛和华筝的婚约，他奉行的是情义；他三次不杀欧阳锋，信守诺言，他求的是江湖信义……而这些还不止，郭靖最令人钦佩的当在于他鞠躬尽瘁、死守襄阳，为国为民的那份仁义。可以说，他的“仁义”就是他道义、正义、情义、信义的源泉。他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被人们所称道，就在于他以一颗仁爱之心，牺牲自己，成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践行着侠义的行为。
    不只郭靖如此，《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也是一样。不同于郭靖的是，萧峰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位义薄云天的大侠了。可惜峰回路转，萧峰这个多难英雄，却远没有郭靖那么幸运。作为一个契丹人的侠，牺牲自己的利益并不难，难就难在纵使牺牲了自己，在多数时候也仍然是不被主流意识所认可的“侠”。在萧峰这个人物上，金庸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对“侠”的考验，使其备受煎熬，让他即使在不被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孤独地在坚持践行着“侠”的行为。雁门关前，萧峰更是进一步地打破了个人的恩怨荣辱，打破了国家的民族界限，更打破了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践行了“侠”的牺牲精神。郭靖、萧峰的出现不只是对武侠小说所要表达的“大侠”精神的阐释，更是一种对人生境界，社会境界的超越。他们不再单纯的是那些“快意恩仇”“士为知己者死”的古典侠士，而完全是站在人民、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超越型侠客。他们同时也表达了金庸的侠义观和价值观即“为多数人谋福利，这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意义所在。”[4]
    金庸对“侠”的探索是多元化的，他的“侠”总是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因此除了郭靖和萧峰以外，金庸对“侠”的刻画，对“侠义精神”的追问还延伸到了现实社会中来。他开始着重展现在当代视野下，各种人生境遇中，侠客们人性、人情的复杂变化，揭示出现实世界中侠对“侠义精神”的展现。也就是说侠客既然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本身，被我们放大，那么最终它又必然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去。如杨过虽然侠肝义胆，但却与其师小龙女产生了不被世俗所容忍的恋情；张无忌虽然宅心仁厚，但其性格的优柔寡断也实在令读者觉得美中不足。金庸这些刻意的安排，使侠客除了行侠仗义外，又激发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生活理想，这充分体现出了金庸对人物个人价值的关怀。侠客身上人性的光辉更加让读者触摸到了侠义的本质，让我们对“侠”有了另一种回归。到了这里，他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才真正的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指导意义，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人童话。他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我们只要有一颗单纯、善良、公正的心，那么我们都可以成为童话中的侠客，在自己的江湖中打拼出一片理想的天空。
二、“义”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主导者
    如果说“侠”是“侠义精神”的践行者，那么“义”就是“侠”的灵魂，是“侠”之所以为“侠”的主导因素。因为“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5]所以金庸先生的创作当然也不例外，他甚至认为 “武侠小说应该正名，改为侠义小说。”[6]原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其实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武侠小说，最重要的不在武功，而在侠气——人物中的侠义之气，有侠有义。”[7]
    金庸更是写“侠”写“义”的高手，他笔下的义，既有民族大义、国家正义，也有江湖公义，还有父子、师徒的伦常纲义。纵观他的小说世界，无论是《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这些江湖团体，还是萧峰、令狐冲这些个人英雄，乃至一些普通人的身上，都不曾离开过这个“义”字。可以说“江湖上各家各派各有其清规戒律，不过，‘崇尚义气’这一点几无例外。江湖义气与朝廷王法一样，同为各自世界的最高法则。”[8]义气几乎成了金庸小说塑造的一种无意识行为。
    金庸塑造的“义”同他的“侠”一样，都是非常宽泛的。言出必行、重诺守信是义气；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是义气；英雄相惜、重义轻利是义气；不离不弃，患难相扶是义气；为国为民、除奸惩恶更是大义之所在。不必说《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为故人之子费尽心机，江南七侠为守诺言千里奔赴塞外；不必说《倚天屠龙记》中，武当七侠手足情深，明教之子光明顶上生死相依；也不必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为救仪琳路见不平、以身犯险；单是那些普通人的“义举”也足以打动读者的心扉。
    抚养胡斐长大的小厮平四就是一个例子。胡斐刚一出生，就面临着父母双亡、仇家追杀的难境，在生死一线之时，正是一个不会半点武功的小人物平四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下了襁褓中的小胡斐，并忍辱负重地将他抚育成一代豪侠。 再如《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韦小宝本身就是一个小无赖，但是他身上有两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应环境，讲义气。”[9]正是因为他讲义气，所以无论是哪个阵营里的人，都对其青睐有加，到最后他才能够福星高照、纵横天下。从平四、和韦小宝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四和韦小宝本身都不是什么受过正统教育的圣人，也不是什么天生孔武之力的侠士，亦或是拥有大智慧的奇人异士，他们只是中国社会中最平凡的小人物，然而举手投足之间也离不开这个“义”字。可见“义”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一种文化传统，它来源于人们心底的那份固有的本性。
    相反不讲“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比如杨康认贼作父，背信弃义，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反丢了卿卿性命；慕容复机关算尽、丧尽天良，到头来空梦一场。这样的结局设置就是为了说明，“在民间的侠义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容忍，‘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但‘无情无义’绝对为众人所不齿。”[10]一个人若失了“义”，那么其“侠义精神”不仅也随之消失殆尽，其道德品质也面临沦丧。
    在《倚天屠龙记》中，善于思考的金庸，更从唯物辩证的角度通过灭绝师太这个人物从反面对“侠义”进行了一种诠释。灭绝师太是峨嵋派的掌门人，号称“灭绝”。所谓“灭绝”就是要对“妖魔邪徒，灭之绝之，决不留情”，这是金庸笔下一个很值得谈论的人物。一方面她是一个坚定的卫道者，性格刚烈，以驱除元兵，伸张正义为己任，即使寄人篱下时也仍具有一代宗师的侠义风骨。但另一方面，她人如其名，灭绝人性，出手狠辣，毫不容情。在她眼里，她狭隘地认为与魔教有关的人一律是邪恶，正义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歼灭一切邪恶势力，甚至不惜先后让自己的弟子以色相为诱饵，去骗取倚天剑屠龙刀，弟子不从，要么就杀之而后快，要么就死缠烂打以死相挟，这里她的所作所为，从公义上讲首先就失去了江湖信义，人情上也违背了一个师徒情义。到底什么是“侠义”？金庸在这个人物上发起了追问。正派之人就都是讲侠讲义的吗？邪教中人就又一定不仁不义了吗？正像小说中张三丰回答的那样：“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通过具体的情节给以灭绝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侠义”的卫道士们一个有力的抨击和讽刺。
    金庸通过对“义”的种种设计，说明了义对“侠义精神”的主导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义”是凭借“侠”的外在作用而发扬光大，“侠”又反过来秉持着“义”的精髓而影响着人们的内心，触碰人的本质，进一步激发出我们心底的本性。
三、“情”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推动者
   “情”是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没有了“情”，文学作品本身就失去了灵魂，成为冰冷的腐尸，无法打动读者。使“情”成为武侠的一大要素，应该说是新派武侠小说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义”如果是武侠小说的灵魂，那么“情”便是武侠小说的血液。是“义”主导了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而“情”则推动了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武侠小说而言，情的不可替代作用显而易见。“如果将武侠小说比喻成一件瓷器，那‘侠’就是瓷胎，‘武’就是釉子，‘情’则是彩料。……仅用瓷胎和釉子虽也可以做出普通的瓷器，但只有加上了彩料，才能制成更为精美珍贵的青花瓷。”[11]另一方面，因为武侠小说本身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与民间的情感所联系。再者，由于武侠小说中“武”的影响，所以武侠小说看似是一类比较阳刚的文本，在武中添入情，可以起到很好地刚柔并济的效果。赋予了武侠小说更多的文学性和耐读性的同时，侠客们也更加人性化，形象更加丰满。
    金庸笔下的人，都是“性情中人”。而情之为物，掩映多姿，不同性情的人物，构成了金庸书中复杂多变的江湖世界，也激起了读者心中一层层的回荡与感悟。金庸是写“情”的圣手，元好问的“问世间情是何物”，被金庸阐述地淋漓尽致。在金庸笔下，“情”与“侠”，与“义”是不可分的。在情的感召下，“情”可向“义”转换，最终成为“侠”。
    金庸射雕三部曲中的黄蓉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张家口初遇郭靖的调皮少女，到最后与丈夫驻守襄阳的郭夫人，黄蓉不仅完成了自身人物身份的转变，更实现了一个邪气女子在情爱感召下，向善向侠的转变。黄蓉是东邪黄药师的女儿，他的父亲以“邪”著称，可想他的女儿多少也是有点邪气的。所以，黄蓉一出场就是个刁钻古怪、调皮任性、机智无双的少女形象。她同他父亲一样，对传统道德所标榜的仁义之说嗤之以鼻，做事情只是随心所欲，随性而为，也并不十分讲究原则。到后来认识了郭靖，郭靖的大智若愚，淳朴忠厚，彻底感染了她，化解了她身上的那三分戾气。牛家村密室疗伤中，黄蓉为郭靖和自身的安全着想，曾欲杀傻姑灭口，以绝后患。可是一想到郭靖事后绝对不会原谅自己，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从这段情节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郭靖对黄蓉的感化力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这个意思。到最后，她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地协助郭靖驻守襄阳，当金轮法王来袭时，负伤的郭靖本打算把黄蓉拉到身后，可黄蓉却说：“靖哥哥，襄阳城要紧，还是你我的情爱要紧？是你的身子要紧，还是我的身子要紧？”其深明大义，一代女侠风范显露无遗。当然这里黄蓉的转变，绝不单单是爱情的力量。还有洪七公对其师徒之情，一灯大师对她的点化之情，以及她历练江湖后所感悟的世事之情等等。如果洪七公没有把丐帮交给她，可能她就不会那么快明白什么是道义责任，如果她没有随郭靖一起游历江湖，就不会了解什么是众生疾苦。她的成长是各种情的催化作用而形成的结果。除了黄蓉以外，像殷素素、赵敏、任盈盈都可看作是类似的例子。
    情感的伟大也就在于它对人的感化力量。不仅爱情可以，亲情、友情、恩情都是如此。《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从人到魔再到最后成为佛的信徒，其中和成昆的师徒情、和张翠山的兄弟情，和张无忌的父子情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对成昆有师徒之情，所以当被这种情出卖的时候，他由一个普通人走向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恶魔。而当他和侠骨仁心的张翠山有了兄弟情，和宅心仁厚的张无忌有了父子情时，他又从魔回归到人。这一个蜕变的过程中，金庸把“情”作为一种独特的力量释放出来，强调情感本身地同时，凸显了对人性的张扬，肯定了“情”的价值。对“情”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情”到“义”的渐变，更是由情感向“侠义”的回归。
四、“武”是金庸小说“侠义精神”的维护者
    武侠小说既然称为“武侠”，那么它本身就离不开这个“武”字。武侠小说中，“武”是武侠小说的外在表现，而“侠”则是武侠小说的内在精髓。如果没有了“武”，那么“侠”也就失去了行侠的凭借，武侠有时候，就需要用“武”来维护“侠”。
但是什么是“武”，我们怎样来界定金庸小说中的“武”呢?“武”本身就是个很值得玩味的字，把武这个字拆开来，就是一个“止”字，一个“戈”字。止是停止、阻止的意思，而戈则有兵器、战争等含义。把这两个字合为一起，顾名思义就是放下兵器、停止战争的意思。而金庸也不同于一般的武侠小说家，单纯地把“武”停留在血腥、暴力的打斗，或是武功招式上。金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扩大了“武”的范围，赋予了“武”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意义。
    真正的侠客们善武而不嗜杀，他们身上的“武”只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一种潜藏的行侠的维护能力。这样以来，合理的“武”就变成了一种很合乎理法、正义的行为，甚至与“侠”相连。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就曾说过：“‘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12]从中可以看出，武侠小说就是要武中见侠、以武写侠。“武”与“侠”是分不开的，侠客就是某些有着特殊能力的人，他们用他们的“武”来维护他们行侠仗义的行为。
    这个“武”，笔者认为它既可以是武功、也可以是智慧、是财富、是权力、是佛法，总之它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实现“侠”、维护“侠”的工具。金庸笔下的“武”蕴含着很深的文化意蕴，金庸本身只是个文人，并不懂武功。但是他很巧妙地把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蕴含在他所构造的“武”当中去，使武戏文唱，给读者以启发。他笔下，既有依靠武功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令狐冲、胡斐等侠士，又有凭借智慧运筹帷幄造福百姓的黄蓉、韦小宝等智者，除此之外还有倚仗权力接济苍生的一代帝王康熙等等。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不管他们行侠的方式是什么，总之他们都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了“侠”的行为。武功、智慧、权利、财富、仁爱都是他们行侠的凭借，是维护他们行侠的手段。这是金庸对“武”的一种开拓，使更多的元素介入武侠中去，极大地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外在表现力。
    掩卷长思，可以说金庸先生的小说就是“情义”与“武侠”的完美结合。“情”和“义”是其小说的内在动力，推动着“武”与“侠”的发展。在金庸为我们构建的“侠义世界”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侠义精神”的伟大。读他的小说，就像冯其庸先生说的那样“给人以激励，给人以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要竭尽全力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13]
    玲珑着历史的厚重与斑斓，挽携着现世的韵律与风流。时代在呼唤侠义精神的回归，人民在盼望侠客们重出江湖。正如严家炎称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一样,那么就让这场革命来地更猛烈些吧！

 【注释】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002页。
[2]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3]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4]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5]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6]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7]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8]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页。
[9] 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10]金庸：《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11] 刘立民：《闲聊江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1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13] 三毛、冯其庸等著：《诸子百家看金庸I》，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39-140页。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4
[2] 三毛、冯其庸等著.《诸子百家看金庸I》[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
[3]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