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一本译著的时候，一般都会留意一下译者序或后记。这里面不仅会有一些著作和其背景的介绍，往往也会有一些关于翻译过程的说明。如果碰到有什么困难的话，译者也多半会说明一下，说不定还会控诉一下翻译之难，感慨一下翻译之不可能。不过，再不可能的翻译也毕竟还是翻译过来了。无论是多么难以转换的双关妙句还是形形色色的文字游戏，译者或笨拙或巧妙的译笔，终究还是将其变成了汉语。阐释学的三重诅咒已经完成了两重，最后一重，就留给读者吧。

在这时候，译者在诉苦的时候，往往也交代一下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作者的博学是如何让译者费尽头脑的，文字癖爱好者的文字游戏究竟是用原文来表达，还是用汉语重新发明一下的，还有俚语谚语拉丁语方言的处理诸如此类问题的处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译者对自己的翻译理念的介绍。

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以来，似乎没有人对此有过特别的反对意见。如果以此三点来画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在这个三角形里保持最佳的平衡。而译者在不同的领域，往往会有不同的倾向。简单地来说，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时候是雅达信，学术著作的翻译的要求一般是信达雅，而极端点的宗教经典的翻译，则对信有特别的需求，常常近乎转写(transliterate)，甚至诘曲聱牙之在所不惜。佛经的翻译还是圣经的翻译，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古兰经则压根认为是不能翻译的，中文译本只是帮助你理解而已。而不同的领域也自然有不同的翻译要求，用佛经的翻译手段来翻译小说，绝对是自讨苦吃，而用翻译小说的方法来翻译学术著作，则自然更是灰头土脸。因辞害意自然是不好的，但是在小说和诗歌里，就有着更大的通融度。甚至是同样在小说里，以形式为主的作者诸如乔伊斯，和以内容为主的作者诸如茨威格，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不同的待遇。

但是，究竟应该达成什么样的翻译结果，总得首先有一个评论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往往所看到的东西也不同。例如译者和读者，就不大可能相同的见解。我想问的就是，翻译的好坏究竟由谁来考察？

以前看许渊冲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的时候，非常反感的就是这个人太喜欢自吹自擂，自吹自己的妙译。他用诗体将中国的古典诗词译为外文，在镣铐下跳舞也颇有成就。但是我想，他忽略的最大问题就是，他本人绝非是评价他译笔的最好人选。他的翻译具体如何，暂且不做评价。出于文化背景和知识体系的不同，一个词在译者那里所唤起的形象，未必能让读者感同身受。至少就我自己来看，他自己构想的双关往往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你以为的妙译，当需要他的解释我才能明白；至于他一些词汇，他自云既保持了中文里的音韵，又保持了在外文里的节奏，但是我想，一个读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外文读者，是绝对不会自己想到在中文里的双关的。更何况过度的音韵，则常常更让人油滑。因为书现在不在我手上，我在这里就先不引用了。

译者往往以为自己是最能评价译文的好坏，因为合格的译者自然是通晓原文，也能够理解原文的。原文的质量自然是有作品本身的声望所保证着的。译者担心的，只是自己文笔和学识。我常常见过译者自承文笔拙劣不能完成他的理想，但是我很少见到译者对自己的翻译理念有过怀疑的。每个人都对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都有着十足的信心，只有对自己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所怀疑。

但是我发现，有时候一个坏的翻译理念，往往更能糟蹋一本书。例如不久前我翻完的那本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里面的翻译让我觉得甚为无语，一本讲罗马的历史书里不停地出现太守、水师提督、都统（事实上这三者即使在中国也不曾同时出现过）……诸如此类的名词，还有罗马时代的公爵，西方语言里的韵母和声母这样匪夷所思的东西。译者叫李稼年，我没搜到他的其他资料，似乎是一名翻译经验并不丰富的译者。我不能说他的翻译有多大错误，因为我没读过蒙森的原文，我甚至不能肯定他在文中刻意保持的一种略带古典的文风是不是蒙森原文所有的。但是勿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译文给我这样的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让人怀疑这样的文章如何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绝非是孤例，在我所读的译本里，诸如此类的过度”归化“（鲁迅语）的译文比比皆是。译文中，这种熟悉感和陌生感究竟应该保持到何种地步？一个简单的例子，凯撒翻过卢比孔河的那句名言: Alea iacta est(The die has been cast)，是翻译为孤注一掷呢？还是直接地翻译为骰子已经掷出？读者群是否有足够多的西方文化的背景来理解这句话，或者干脆地在注释里解释上？凯撒的另一句名言 Vini Vidi Vici，则没有太大的疑问，因为这句话已经在中文语境里赢得了足够的认同。

译者不会绝对不考虑读者，但是译者所考虑的读者有时会与自己所想象的读者并不相同，大部分的翻译都是给没条件接触原文的读者的。一个接触过原文的读者跟一个没接触过原文的读者，面对同样的文字，也自然会有不同的想象。一个译者应该自己多读读其他的译作，而且是放开原著的译著，多体会体会适应那种翻译的语气，倘若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的话，那就请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翻译作品更多的是给译文读者所读，而绝非是给原文读者所读。

伍尔芙在《普通读者》里谈到，最有资格评价那些作品的，应该是那些普通读者，因为他们免去了教条的毒害，而又有足够的教养和经验来做评价。那么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译作上，评价一个翻译好坏的仍然是那些普通读者。他们既有足够的阅读经验，能够理解翻译所带来的不适应感，又能够足够欣赏另一种文风，同时免去形形色色的理论的毒害。每个原文的读者都更愿意夸大原文的不可翻译性，大谈特谈“诗不可译”这样的的问题。我自己就常常以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样的诗非常非常之难翻译。但是倘若一个普通的非中文读者确实借助一个出色的译文和适当的想象，来完成了这层看似不可能的理解，那么我只能认为，翻译确实完成了它的任务。译者绝对不应该代替读者来做判断，原文读者也不应当代替译文读者来做判断。

每位译者有着自己的不同的理解。傅雷的翻译一般被认为是良译，他的标准是，一个好的译著当使读者认为作者就是用译文的语言来写作的。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绝非是唯一的标准。至少在钱钟书那里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他在论及翻译的时候，说好的翻译当如媒婆，给读者看了之后，还让读者浮想联翩而宁愿去不辞艰苦地找原著。换言之，傅雷以为，翻译之于读者，如同盲文之于失明者；而在钱钟书那里，翻译之于读者，如同眼镜之于近视者。不同的理念绝对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钱钟书自己似乎没有大块头的翻译，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引用的外文的零言碎语的翻译都十分准确且流畅。《七缀集》里的那个兄弟偷金的故事的几个翻译，对其中不同文风的精准把握，绝对是大家风范。

目标的不同也自然要求手段的不同。理想的译者，应该如同理想的诗人那样，能够自如地掌握不同的文风，在对待不同的作品的时候，甚至是不同段落的时候，能够自如地行动在其中。在准确、易读、优美……这些美德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诸如华丽、简练、繁缛、整饬……这些风格之上，也许确实会有一种超越风格的风格，a style beyond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