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周家“四良”

李景端

（载《光明日报2022年12月31日》）

在天津，周家曾经是一个很出名的家族。它的出名，一是，因为周家的先人，有的曾经是清朝的两江和两广总督，有的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家后辈周叔弢，也是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先后出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一位著名古籍收藏家，曾向南开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捐赠珍贵古籍750多部类近万册。包括经部91种、1200余卷，史部138种、1290余卷，子部224种、2340多册，集部366种、5180多册。其中如宋刻《陶渊明集》，更是迄今罕见孤本。二是，周家的子女，几乎个个都是著名的学者专家。仅以周叔弢这一房为例，他的10个子女，就有8个是著名教授。例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建筑学家周治良，神经学家周果良，英语翻译家周珏良，生物学家周与良，植物学家周以良。还有他们的堂兄，如翻译家周煦良，数学大师周炜良、建筑学家周艮良。一个周家出了这么多名人，当然就出名了。也许是种缘分，我有幸同周家中的“四良”有过相识交往，至今还留有难忘的记忆。

第一位相识的是周一良。那是1951年，我刚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一良教授教我们“世界通史”课。他知识渊博，通熟各国历史，讲课中时常插讲课本以外的历史典故趣闻，所以同学们都很爱听，不过对他有一点意见。因为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年轻学生们都仇视美帝，以至不少人对英语产生反感，认为讲英语是“落后”的表现，而周一良上课时，往往喜欢插讲几句英语。当时我是班上“总干亊”（即班长），有一次就代表同学向周当面作了反映。他听后哈哈一笑，说以往我在清华上课，学生们都要求我全用英文讲，现在只插讲几句，你们就不愿听，那好，以后我就不讲了。我见他如此痛快接受，不像生气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互相交谈一会儿后，他说：“以后有意见只管来找我。”可惜，此后我没再见过他，只知道他在“文革”中，因参加“梁效”而受牵连。他当然也不会记得我。

第二位相识的是周煦良。1980年初《译林》刚创刊不久，因仰慕周煦良教授在英语界的声望，经陈冠商教授的引荐，我专程前往上海拜望周煦良先生。一是向他约稿，二是聘请他担任《译林》杂志编委。周当时在住院，很热情接待我。他欣然同意将他翻译的美国译作《珍妮的肖像》交给《译林》出版，但对受聘担任编委尚有顾虑，认为要看过《译林》一两期内容后再作决定，对此此我表示理解。当《译林》刊载完英国流行小说《吕蓓卡》（即《蝴蝶梦》）之后，我再次去看望他，征询他对《译林》内容的意见，他答说：“这是英国流行名著，内容健康，情节精彩，值得介绍。好，我同意担任《译林》编委。”我一听高兴极了。此后我同他常通信，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第三位相识的是周珏良。我们是1981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认识的。他那种随和、潇洒的气质立刻吸引了我，以至常借机会同他聊天。正好上海会后，《译林》编辑部要在扬州召开编委扩大会，我盛意邀请他参加，不料他欣然接受了。那次扬州的会，外语界多位大咖，如吴富恒、戈宝权、杨周翰、冯亦代、陈冠商、施咸荣、梅绍武等都来了。周珏良虽是英语专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情有独锺，对古文、吟诗、喝酒、绘画、书法，几乎样样都有兴致。这次会议有件有趣的插曲。那时正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好时光，以至周珏良在观赏瘦西湖归来作了一首打油诗。我记不得全文，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二分明月在扬州”。后来我在会议简报中转录了这首诗，被钱锺书看到，立刻致信给我：“有些文人作的诗不太像样，不登为好。”我虽不明白钱的真正用意，但当然照办，自然没有告诉周珏良。

我知道周珏良当过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领导的翻译，相信他的英语水平，所以1989年冬我去北京周珏良家拜访，特意想约请他翻译《尤利西斯》。他笑答，我长期只做口译，不善笔译，尤其我的性格，实在无心去钻研《尤利西斯》那样的怪书。我理解他的谢绝，也相信他说的是实话，而不是客套。他去世后，我去看过一次他的夫人方湘，谈起往事，难免备添伤感。

第四位相识的是周与良。她是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的夫人，因为巫宁坤的推荐，译林出版了查良铮的《普希金抒情诗选》，由此我同与良相识。我早知道穆旦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不幸遭遇，有次我对巫宁坤说，穆旦政治上平反了，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还少为人知，提议办一次穆旦学术研讨会。巫宁坤征得与良同意后，1988年5月，由《译林》编辑部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办了“穆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李赋宁，周珏良，邵燕祥等好多位文化界大咖，实际上起到了在学术上为穆旦平反的作用。会后经我推荐，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穆旦、郑敏、辛迪、陈敬容、杭约赫、袁可嘉、唐祈、唐湜、杜运夑等9位新潮诗人的《九叶诗集》。我又约杜运燮主编，主版了一本“穆旦纪念文集”，书名选用穆旦的一句诗：“一个民族站起来了”。这一切自然得到周与良的感谢，几次邀请我前往天津她家叙叙，可惜一次也没成行，留下了难忘的遗憾。

如今，“四良”均已辞世。回想起来，他们虽出身名门世家，但从不沾染纨绔劣习，几乎个个都是富有文化修养的谦谦君子，对此，不仅令人钦羡，更加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