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台訪問余秋雨,
他顯然很在介意明報世紀版曾經刊登金文明的文章.
他說, 金文明後來承認自己是"想當然耳",
對他的指摘, 毫無根據.

我對余秋雨說, 無論如何, 我在香港經常"冒險"維護他的名聲.
每次有人說余秋雨這樣那樣, 我便引述他在<借我一生>書末的話以作辯護. 余秋雨在書裡表示, 誰能提出黑材料以証明他在文革中做過壞事, 他願意捐出稿費和公開道歉.
有此勇氣, 理應獲得 benefit of doubt,
否則, 沉默都來不及了, 還敢擺下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