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知识分子是谁？

    那天在车里，聊到新加坡文化特色的时候，陈冠中先生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的知识分子是谁？”
　　大家一时为之语结。都明白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指那些具有高等学位、广义上的读过书的人，而是具有批判精神、能对权力说不、针砭时弊、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公共知识分子。

　　有人含糊以对，“那得看是讲英语的，还是讲华语的”，有人若有所思，“华语社群有一个，可惜已经走了”。

　　萨依德（Edward W. Said）曾说，“对权力说不”的角色，让知识分子头上闪烁着道德光环。正因为此，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标准和判断，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期许和责任寄望。对政策的批评责任，人们也赋予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上。然而，在缺乏资源支持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必须依附于体制，形成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描述过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相对权力上的统治者来说，是被统治者，但是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范畴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

　　不论是哪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最广受认可的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和权力应该处于二元对立的局面，应该是一群永远的批评者。

　　职总英康前总裁陈钦亮最近对前东家的猛烈批评，虽与所谓的知识分子责任没什么关系，却让人明白来自体制内部的炮火才最到位，既有力，而且，十分难得。

　　曾经担任过新加坡财政部、交通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等多个部门常任秘书和建屋发展局主席的严崇涛，退休以后成为媒体频频关注的对象。他对新加坡的住屋、人力、公积金等广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公开而直率地表达与现有主流政策不一致的想法，直言不讳地揭短，毫不掩饰地批评，揭示诸多政府内部上层之间围绕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争议的“秘辛”。他作为体制中人，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离开职位之后，杀出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可谓字字到骨，句句入肉，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言。

　　对于知识分子，西方有社会学者已经提出一种新的模式，他们认为把知识分子和政府看作二元对立，过时了。因为这种模式已无法说明当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国家以及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国家的生态下，当代知识分子很难根据自身的环境和生存条件，而获得完全超越于政府的独立空间和批评舞台，尤其是难以通过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来获得独立的批评资格。放眼现代国家的体系，哪个方面没有或多或少被政府的力量介入？无论是在国立的大学里教书，还是通过国家资助的项目进行研究，抑或是从事受市场牵制的文化经营，要完全地独立，说是梦想，其实并不为过。

　　因此，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英国的学者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说得很直白，他认为当代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命题不是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而是政府内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政府一个领域（比如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另一个领域（比如负责研究基金分配的部门）中的知识分子的关系。

   我不知道社会上以及那些教育、文化和政府机构里的人会怎么定义严崇涛先生目前扮演的社会角色。现在的他倒是很像是一个知识分子，手中没有直接的权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年累积的社会资本和能量，对不同部门以及体制中的弊端和缺陷进行抨击。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会有人不认同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尤其基于我们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地位认定，但是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他所制造的社会影响和对现有政策批评的能量，大概超过了任何一位现有的知识分子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这或许也印证了托尼·本内特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与体制的“对立”只是一种相对。由体制中的“统治者”变成公共议题的批评者，这种知识分子角色的确立，发出的声音反而会更强。

　　但无论怎么看严崇涛，那时无法不假思索地回答陈冠中的问题，大家心里还是有些怅然若失的。

                                                         （2008-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