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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办公室接到一个读者打来的电话,说是早报的忠实读者,已经68岁了。她在电话那头一字一句地把我几个月前的专栏文章中的一段话读了一遍,“报纸为社会公器,新闻从业员要做到仗义执言、扶助弱者、秉持求善求真,才能够在失衡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建立希望与信念”。说是因为看到这段话,有了信心,才打电话来,要向我反映一些情况。
后来晚间编辑会议之后,她果然就到大堂等着见我。带着一个大大的旅行箱,里面都是她的文件和“申诉”材料,还有很多剪报,也包括我好几篇的专栏。老人一会英语,一会华语,说是家里被“好几个警察”骚扰,经常不见东西,从钱财、药片,到衣服、本子。还经常家中出现怪声音,不胜其扰。她说去警察局报了好几次案,也给议员写信,但是都没有结果,人家都躲着她。
我问她家庭情况,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老公也不在家里。所以她现在整天拖着个行李箱,家当都在里面。
我静静地听老人说话,心里大概也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她的情绪一会激昂,一会气愤,一会哀伤。老人要报纸“仗义执言”,替她说话,抨击不关心她的“警察”,还要再继续写信,向最有权威的人申诉,李光耀、李显龙都在其列。
我和老太太一共在楼下坐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她面带笑容,用英文说“我已经找到我的路了”,开心地收拾起行李箱。
其实,她也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主意,但是,可能她需要的只是有人倾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