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的读书计划中没有关于许寿裳的书籍，只是，在一些书籍里看到许寿裳的名字，渐渐地这个人物鲜活起来。在《章太炎传记》里看到先生曾经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在日本榻榻米上坐听太炎先生授国学小课。章太炎传记前面附注了许寿裳先生撰写的《先师章炳麟》，文笔厚重，描写入神，巨细毕现。以后又在《知堂回想录》和与鲁迅相关的文章里，几乎许寿裳的名字无处不在。一次在书市看到一本《鲁迅年谱》作者为许寿裳先生，因书破旧不堪，自己没有收集旧书的爱好，只好作罢。这些读书的机缘，激发了我对许先生的兴趣。终于在天津图书馆大海捞针发现台湾出版社发行的《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
许寿裳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界，既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又是蔡先生的莫逆之交。民国初年他追随蔡先生从南京到北京，参与中国教育建立建制工作，后在地方教育厅任职，就任于多所大学。抗战期间到大西北亲自主持西北临时大学的工作，抗战胜利以后赴台湾参与教育改革和编译馆的工作，在台湾期间，他力主肃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余毒，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广普通话，研究台湾本土文化。他和后来随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去的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传记文学创作，很少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和主义的追求，主张佛法救中国。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残害致死。
许寿裳与鲁迅同乡浙江绍兴，青年时期就读杭州求是书院，从宋子平衡学。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日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此时，鲁迅已经先于先生二个月到达，在同一学院江南班预备日语。从此二人成为35年的挚友。许先生性格谦和慈祥，宁静淡泊，温良质朴，和鲁迅的性格有差异很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鲁迅生前，他们一起在日本走过了青春，共同投师章太炎、设计构想新文艺杂志。鲁迅最初的文章《斯巴达克之魂》刊登在先生主办的《浙江潮》杂志上。在民元前几年，他们一起在家乡兴办新学，经先生推荐鲁迅赴南京在教育部任职，以后又一起赴北京教育部任职。他们同桌办公，同住绍兴会馆，闲暇同去琉璃厂淘书。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们同进同退。鲁迅南下以后，由福建赴广州任教，推举许寿裳赴粤教书，因鲁迅为营救学潮被捕的学生，他们一起辞职引退。鲁迅定居上海以后，虽然他们不能朝夕相处，每年也有几次相访和上数十封的通信。鲁迅生病以后许先生曾多次赴沪探望，最后一次鲁迅先生和他谈起做长篇文学的打算，可惜体力不支，且没有助力，经济窘迫，起草文章需要毛笔写作，最终长篇《杨贵妃》的腹稿和鲁迅的身体一起长眠地下。难怪许先生痛声疾呼：没有想到这却是今生最后一别！
鲁迅去世以后，许寿裳忍住悲愤，于次年一月为鲁迅文学奖筹款奔走，二月即返回北京，从西四三条鲁太夫人处，借阅鲁迅日记十四本，多次和鲁太夫人攀谈鲁迅幼年少年旧事，五月24日即撰成《鲁迅年谱》。鲁迅生前他为朋友知己，鲁迅死后他为挚友著书写序多部，为后人研究鲁迅、为记载新文化历史，许寿裳可以是呕心沥血。
过去我读过许多篇怀念鲁迅的著作，为许寿裳先生的文章入神三分。我们知道宋庆龄女士曾经劝慰鲁迅：中国需要你，希望你早治病。许先生在撰文中为挚友哭：他不去国外疗养，他不要欧美医生开药方，他不进医院治疗，根本在于经济窘迫。他的稿费要给养南北两家人，更多的是鲁迅自己出钱接济进步文学青年，帮助提携他们出版图书，难怪萧军萧红以及无数的晚辈痛哭先师鲁迅。
有人说鲁迅文章偏其杂文，好骂人，许先生以为，鲁迅从不谩骂，而是慎重谨严。他的文章代表一种态度，决不是因个人恩怨恶骂。他还认为鲁迅用语极为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是称过似的。要知道，倘若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人。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骂人呢？
有人说鲁迅最后十年没有出过长篇，基本在杂文建术，沉溺文艺理论的辩论中。其实那十年恰好是27年民国统一以后，新文艺理论发展初始时期，理不辩则不建、不达。许先生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提到鲁迅在病中与他谈起，要完成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一部古代传记小说《杨贵妃》；推掉参加“诺贝尔文学奖”文选事宜。在回忆文章里，许先生不但为挚友抱怨，更是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抱怨。他说，一个世界知名的文学家经济窘迫，没有助手，一切要靠自己用毛笔亲笔著述；那个年代正是中国面临战争灾难之年，社会活动繁多，进步书刊约稿必给，占用了鲁迅先生大量时间，耗尽了他的精力。鲁迅是带着遗憾走的，他的生命衰微，等不及那些恢弘文艺计划的实践。
许寿裳先生曾经为章太炎、鲁迅、蔡元培、宋子平著传记，留下了他对历史、对友人的祭奠文字，他死后由其子亲作年谱。《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这本由台湾出版社发行的书籍出版时，还没有完整的许寿裳传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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