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立冬，还好没再错过记者节。还是在京京提醒下知道确切日期的——一直以为已经被错过了。

这个礼拜工作很忙很开心。当我从北体大赶到首体，一切都刚刚好，我觉得自己很能干。这是所谓充实。当一切可以自主选择的活动都令我感到无聊，只有强制性的事物才能激发烦恼并带来快感，工作便是缓解麻木的有力途径。下周还要申请出差，但愿能批下来。

若不是因为采访学长，恐怕不会回体大。即使是55周年校庆。但尽管如此，习惯还是用“回”，而不是“去”。

我承认我感慨万千。比如门卫拦住我索要证件时；比如保安说，你是校友，你有校友证么？我说，校友还要证？心想，我在这混时你还在哪块工地上搬砖呢。

那真是相当感慨。再比如和读大一时的辅导员同桌吃饭，似乎朋友一般，而他将在来年迎娶我的美丽学姐。成长仿佛就在一瞬间。

阳光很好，行走间隐约嗅到自己遗留在这片阳光下的欢乐与忧伤。依旧是那条林荫小路，那满地落叶，教学楼里勤奋自励，篮球场上意气风发，那栋餐饮楼，那座大鹏馆。依旧走在那条通往校门的路上，习惯性的弹掉烟蒂却发现门前多了个垃圾桶。一切都留给与我当年同样少不经事无知无畏的少年。这座阳光灿烂朝气蓬勃的墓场，埋葬着4年青春岁月。我承认我留恋那个时代。如今这里于我只有曾经，只有不再。

学长的样子确实很疲惫，深深的黑眼圈，脸颊浮肿。平心而论他已给我很大面子，算是百忙之中接见我，奥运会后给专访他的平面媒体确实屈指可数。约定时说你到学校告诉我就好，我安排时间；当日又在宴会中提前离席找我。亲自到公寓楼下接我，当着酒酣耳热正握手道别的一干贵宾把我领进他独住的房间。换言之，若只计算工作关系，真的已无甚可再奢求。正如他自己和别人对他的一致评价——确是很会做人。

但我又的确不甘心仅此。他夺冠那一刻，我眼中转动的可不是眼药水。

采访大概10分钟，大多数时间是在闲聊。他脱了鞋和袜子，疲惫地斜在床上。我们对着抽烟，喝他泡的功夫茶。他还是有了变化，气质上的，细微但确实，有了些许高高在上的感觉。对此我并不意外，毕竟他已不再是那个请我喝咖啡还帮我插吸管的人。但我对他不会有变，进门第一件事便是很自然地问他要梳子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随意到连自己都有些吃惊。

不过依旧能感到他对我的信任。之于这般精明之人，这或许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长久关系的必要条件。

我与他谈工作上的障碍，关于大多数采访对象对记者怀有抵触情绪。我说真正的情谊很难建立，如此这般我恐怕难有激情和动力撑到2012年，再为奥运会努力一个周期。他说，你真诚的对待别人，还要设法令对方感知，这样才有意义。

但我想，如此便又与手段、策略发生关联，难道不会影响真诚的纯度。

我在工作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真诚的，虽说嘴里碎碎念的都是泡谁搭谁，但若真的有所交往，便是真心希望对方好。比如跑花滑中国杯，我会在赛前给大昊发短信说加油，也会给注定成绩惨淡的汛汛发短信，还语重心长地说，咱不看名次，咱就跟自己比。在混合区给汛拷照片，他把一罐百事放进我的口袋，我不会感到与运动员熟识而得意，也不会因搭上成绩差的选手而感到丢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朋友，对他好并不是要他要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这样才是真诚以待，首先对自己才有意义。

我的性格不适合做记者，这早有定论。不过我想，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适合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