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摇滚为中国带来怀疑的力量

——访摇滚音乐人崔健

    崔健并非想象中那般高傲、冷漠，当这位“中国摇滚第一人”出现在眼前，一种随和、诚恳的感受立刻入侵了我紧张的情绪。说话时，他始终认真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神情中带有几分善意的微笑。也许由于初次见面，他表现得有些拘谨，讲话不十分流利，却比那些在镜头前熟练、油滑的光鲜面孔显得真诚许多。

    一直很喜欢崔健的一句歌词：“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中国摇滚乐摸爬滚打二十年，从未放弃过破卵而出腾空而起的信念。以崔健为首的摇滚音乐人们在不成熟的环境中不懈探索，始终坚持着为中国呼喊出最真实的声音。

“社会的发展具有两面性，我们也能看到阳光的一面，但不会用摇滚乐去唱颂歌。我们发现了社会的问题，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就对不起我们的职业。”

记者：摇滚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放在中国当前社会环境下，其存在有何意义？它的作用与主流音乐、流行音乐又有何不同？

崔健：摇滚乐的魅力在于其内在的变化，它在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形成了新的价值观。摇滚乐在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环境下发展到今天，起的是一个怀疑的作用，以及重新审视审美、创造新的审美，在中国这个拥有古老传统和一党执政政治背景的国家，它力求把怀疑的观念正常化、正当化。

我比较喜欢民歌，作品中也有很多中国传统元素；但有些人不喜欢，喜欢流行音乐或其他形式，因人而异。每个人都能通过音乐激发自己听觉的想象，这是最重要的。摇滚乐是城市的民谣，日光感很强，夜光感也很强，在不同情境下会带给人不同的触动。

记者：您经常提到“才华”，什么才是从事摇滚的才华？

崔健：才华本身不是某一行业的标准，而是一种综合素质。有些人拥有演唱、模仿的才华，做摇滚还要能够把创作、演奏、制作等环节有效综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还要会思考、会创造。这种对音乐的把握、对艺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才华很重要的一方面。

记者：中国文艺界对您的称谓是“艺术家”，国内很少有摇滚音乐人能获得这样的头衔。您对这个词如何理解？

崔健：相对于歌手，音乐家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对音乐整体的把握，对编曲、作词、作曲都要进行控制。大部分人认为音乐人就是“艺人”，艺术就是一种娱乐行业，这与传统的艺术概念相悖。娱乐是消遣，是拉动文化消费规模的一种产业；而艺术是一种上层建筑。艺术家可以去怀疑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老板、经纪人这个固定的合作群体。

记者：好的摇滚作品可以感染几代人，比如在《谁是崔健》这盘专辑中，“80后”的年轻摇滚力量诠释您当年的作品仍然很到位。您认为优秀摇滚作品中这种跨时代的感染力从何而来？

崔健：艺术在时代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当我们接收到一些优秀内容的感染时，这种启发和触动根本不受时代界限的约束。很多东西流传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就是因为它的内容感动了世人，这种感动变成了自我精神世界构成的一部分。比如《谁是崔健》，有时我会觉得那些作品已经不是我的了，而是他们自己的。

“超越自己比超越摇滚乐更难，超越自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记者：您认为摇滚乐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形势是否乐观？

崔健：没有道理去悲观，我们在摸爬滚打中寻找经验，从阻碍和困难中汲取营养，实际上得到的发展机会更多。虽然现在演艺行业把摇滚看作商业炒作点，使一些摇滚创作者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强烈干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直在坚持，他们一旦有了机会、成熟起来，就会释放很强大的力量。成功与否不能用功利标准去衡量，从事摇滚的意义在于表达自己、享受生命，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尝试都是值得的。

记者：多年来您的音乐风格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比如一些新鲜音乐元素的加入，根本原因是什么？

崔健：发展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娱乐自己的过程，我做音乐更多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感。如果从事一个行业只是为了娱乐大众，创作心态就会枯竭。只有坚持变新和实验，作品才会呈现出“活”的状态，带给别人新的刺激点，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这是一个不断怀疑的过程，是一种勤奋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停止了怀疑，或者把怀疑看成一种痛苦、一种丑恶甚至邪恶的东西，说明他已经老化了。中国摇滚乐与西方相比存在一种特殊的压抑，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不赞美破旧的英雄，造成审美观长期停滞，放弃了很多怀疑和思考的机会。

记者：您对商业演出的标准很苛刻，即使参加商业演出也把全部精力放在对演出效果的苛求上，而不是追求商业利益，这种态度值得所有文艺从业者学习。但毕竟还有很多从事摇滚的音乐人生活状况不十分理想，您对此有何看法？

崔健：做音乐最大的乐趣并不是提高生活质量，而是跟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没必要去跟生活好的人比较，这对于做音乐来说是节外生枝的事情。物质的富足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如果音乐已经带来很大快乐了，又何必再给自己增加负担呢？如果生活压力确实要求我们调整做音乐与生活的态度，就没必要一味坚持，可以将主要精力用在维持生活，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做音乐。

记者：由于多方面原因，许多摇滚乐手在发展中都对流行趋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崔健：音乐人的创作方式是由生活方式会决定的，当生活有了一定的开销规模，创作方式自然会受到影响。职业音乐人需要通过做音乐满足一切开销，有时不得不去注意市场。也许他们之前的生活标准比较低，创作相对自由一些；当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生活标准得到了提高，代价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这只是一种个人选择，没有孰是孰非的定论。有时我也会遇到类似情况，但我会时刻提醒自己，尽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平衡发展。

“有人说摇滚是一种破坏性的态度，却没有发现摇滚乐在破坏之后的重建。”

记者：很多人有一种感性的认识，一听到摇滚，就觉得是暴力的、叛逆的，甚至是邪恶的、反社会的；事实上，许多真正做摇滚的人都是善良的、热情的，尤其是真诚的——面对现实及他人的真诚。您认为从事摇滚的人有什么共性？对摇滚界确实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又有什么看法？

崔健：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像流行艺人需要与普通人群保持距离来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摇滚乐产生的这种自然的愤怒和怀疑代表了他们思维的活跃。他们质疑成功的事物，而这些质疑是创新的基础，他们必须在心中积蓄怀疑的能量。就像巴尔扎克说的，任何财富的背后都是罪恶。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无比平和，对他人没有任何压力和要求，因为他们已经把全部能量释放在艺术中了。

摇滚界确实存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至少说明这些人对待自己很诚实，这是诚实对待他人的基础。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最能让自己放松，体现自我价值，他们喜欢这样的自己；或者是一种叛逆的心理，想要推翻社会准则；还有可能是因为接收到的一些信息让他们产生巨大的怀疑，而对上层人群产生不信任，比如腐败和权势斗争。各种各样的心理基础都有，但不能说明他们是一个颓废的群体；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更积极的，更加渴求真理的出现。不过有些人进入了失控状态，就造成了道德沦丧。我个人不提倡这些行为，所以希望自己能树立好的榜样。

记者：从您的音乐及一些活动中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边缘人物及弱势群体的人，您倡导环保，倡导和平，所发起的“真唱运动”更是对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革命，为当代中国摇滚甚至整个文艺界起到了表率作用。您认为摇滚音乐人基于自己的身份，应该扮演一种怎样的社会角色呢？

崔健：作为音乐人，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做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效率的事。文艺最大的功能就是代表人类群体理性、真实地表达情感。现在文化群体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下个性极度萎缩，失去了真诚的能力，一些人在溜须拍马，一些人在相互吹捧，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商业气场。我们就要尽可能的作为另一个团体，代表群众真实表达自己的心态，并希望有人超越我们，更勇敢、更理性、更准确也更自由的表达情感。

记者：您曾经说过，一夜之间出现在中国的摇滚乐缺乏社会基础，只存在现象，不存在文化。这种“文化”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促成摇滚文化的形成又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崔健：标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更多的摇滚俱乐部、摇滚音乐节。中国目前除了北京，连上海这种发达城市都没有摇滚俱乐部。换句话说，中国的摇滚俱乐部能像KTV和酒吧那样遍地都是，摇滚文化就形成了。最简单的促进方法就是开放，让各种艺术形式公平竞争。摇滚乐本身从审美上还未得到官方认可，处于被限制的状态；而主流艺术形式却得到了支持和鼓动，获得了全部机会和利益。但它们大多数已经没有创造力了，怀抱一种不真实的生活态度，甚至丧失了对艺术价值的追求。

中国的文艺界就像是一大片死水，但是里面有活鱼。经济腾飞让水活了起来，但流动过快鱼也会死。娱乐行业的过于商业化就是文艺界创造力枯竭的原因。内地这片“死水”含有大量滋养艺术家的营养，如果完全靠商业来运作，没有更活跃的思想，恐怕就会让鱼无法存活。很多人认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代表着民族的尊严，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其实一个民族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怀疑方式上。中国人只有拥有了怀疑和创造力，拥有了思想，才会得到世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