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 
是杜甫已成囚徒，将有杀身之祸

　　在此当补述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条：“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
唐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侍御史条：“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原注：“后汉永平中，侍御史寒朗共三府案楚狱，亦今三司之例。”）又云：“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原注：“推者，掌推鞫也。”）

　　《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御史大夫条：“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原注：“其百寮有奸非隐伏，得专推劾。”）又云：“若有制，使覆囚徒，则刑部尚书参择之。”

按：由是可知，所谓 “诏三司推问”，是指皇帝下制，命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等三司衙门，“同按”（会同审判）“大狱”（大案）“囚徒”。易言之，“三司推问”，即三司会审，是唐代最高司法审判。而被会审的“囚徒”，实际已经下狱。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左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刑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琯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按《通典》所谓“同按”，《册府元龟》所谓“同讯”，《新唐书》所谓“杂问”，皆会同审判之意。

　　杜甫至德二载（７５７年）六月一日《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右臣甫，智识浅昧，向所论事，涉近激訐，违忤圣旨，既下有司，具已举劾，甘从自弃，就戮为幸。今日巳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奉宣口敕，宜放推问，知臣愚戆，赦臣万死，曲成恩造，再赐骸骨。……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网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无任先惧后喜之至，谨诣閤门，进状奉谢以闻。”

　　杜甫至德二载闰八月《行次昭陵》诗：“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按此是以太宗贞观之治任贤从谏之典范，批评肃宗拒谏斥贤之现实。“戮”之一字，尤可注意。
杜甫乾元二年（７５９年）《寄岳州贾司马六丈（至）巴州严八使君（武）两閤老五十韵》诗：“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按此指疏救房琯诏付三司推问一事。“甘受戮”、“性命全”，亦可注意。

　　杜甫广德元年（７６３年）《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按：第一，据前揭《旧唐书"肃宗本纪》，房琯罢相在至德二载五月十日；据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述怀一首》注引湖广岳州府平江县杜甫裔孙杜富家所藏唐授杜甫左拾遗敕，敕书署“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可知杜甫疏救房琯，当在五月十六日始任左拾遗时或数日内，否则距房琯罢相之日愈久矣。杜甫任左拾遗立即疏救房琯，张镐任宰相立即疏救杜甫，皆奋不顾身矣。

　　第二，诏三司推问杜甫一事的性质和实情是，杜甫疏救房琯已经构成肃宗交付三司会同审问的大案（“诏三司杂问”、“既下有司，具已举劾”），杜甫本人已经成为肃宗交付三司会审的囚徒（“网罗之急”）。

　　第三，肃宗已经表示了要杀杜甫的旨意（参杜甫自述“就戮为幸”，“甘受戮”，“刑欲加矣”等语）。当时若非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已见上文），后果实不堪设想。
第四，杜甫疏救房琯之日，即是诏付三司推问之时；释放之日，据《奉谢口敕放三司状》所署日期，为“六月一日”。由此可知，杜甫自被交付三司推问之日至释放之日，已经十天左右矣。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肃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其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素闻物议，请下诏自今已后，三司推勘未毕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及弥留之际，以元载为相，乃诏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归。”在肃宗的幽暗政治下，无边的蒙冤受害者包括清流士大夫，所受到的伤害，又岂是一纸诏书所能挽回。

    广德元年（７６３年）代宗即位时，杜甫作《述古三首》诗，第一首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微婉深切，实是对肃宗斥贤拒谏、滥用刑法、政治失道的批评。

四、唐代墨制用于公务，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
 肃宗墨制放归杜甫的实质，是对杜甫不合法的放逐

　　《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北征》题下注：“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1]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诏许归蓬荜”句下注引旧题宋王洙实为宋邓忠臣《注杜诗》[2]：“时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细，不宜免，帝怒，诏三司推问，（获免，）甫谢，因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有大臣体，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亲。”

　　按：《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北征》题下注“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此当是杜甫自注，弥足珍贵。历代诸家注杜言及墨制放归鄜州（今陕西富县），史源在此。《九家集注杜诗》所引邓忠臣注之价值，在于具体指出杜甫借谢免三司推问，再次进谏，因此肃宗“诏放甫归鄜省亲”，“放归”实为放逐杜甫 。综合言之，放归的形式是墨制，实质是放逐。此是肃宗继诏付三司推问后，再次对杜甫实行的打击报复。

　　何谓墨制？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乙帙卷四《北征》题下注：“墨制，则行在仓促之间所用也。”赵次公此一注释，未得其实。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四唐《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开元十三年二月）》条：“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钱竹汀此一解释较确，然而语焉不详。

　　兹就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考查唐代制敕与墨制之区别。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以为诏书。”又：“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改之。”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四人条：“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
　　《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门下省》给事中条：“制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原注：“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按唐代制授官是采用制书，敕授官是采用敕书，此制敕亦即告身。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律“事直代判署”条疏议：“依令：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

　　按：由上所述可知，唐代制敕大体可以分为制书、敕书两大类，大事用制，其次用敕。授官则五品以上用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视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六品以下用敕。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系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制敕草案，并由中书省正副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中书舍人等署名，提请门下省审查；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由门下省正副长官侍中、黄门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给事中等署名，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制书画“可”，敕书画“闻”；然后由门下省复写一份，注“制可”并盖上印，制敕始得成立。或群臣表奏，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然后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画可，而成为制敕。其中，门下省的制敕审查批准权，首先是由给事中行使（“先读而署之”），给事中是否同意此制敕草案，对于此制敕之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作用。当给事中认为制敕草案不合理时，可以驳还（“涂归”），亦即不予批准，则此制敕草案不得成立。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类载贞观三年敕中男入军，时魏徵任给事中，“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经过讨论，“乃停中男”。此是给事中有效行使审查批准权驳还制敕草案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唐代，制定制敕，即是决策、立法[4]。制敕制定权，即是决策权、立法权。唐中书、门下制度的意义，实际是决策权、立法权三权分立，即决策权、立法权分立为中书起草权、门下审查批准权、皇帝审查批准权[5]。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可知唐中书、门下制度的精神，是“灭私徇公”，和中书门下相互制衡以防止中央政治决策失误。此是由太宗所明确规定。
如果制敕未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则此制敕不得成立，不得名为制敕，亦即不具有合法性。《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中书侍郎类垂拱三年条载凤阁侍郎刘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6] 即是对中书、门下制度此一规定性的明确表述。 

　　此当述及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即词头的草拟和行出。唐代典章制度文献并没有此方面之记载，今依据唐代笔记诗文等文献补述于此。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7]　　《全唐诗》卷三百二王建《宫词一百首》第五首：“内人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玉案边。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二白居易《中书寓直》：“病对词头愧彩笔。”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二白居易《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十六韵》：“罢草紫泥诏，起吟红药诗。词头封送后，花口拆开时。”
　　《全唐文》卷六百六十八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可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可郢州刺史。’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按此是中书舍人白居易封驳词头之状文，原文较长，不具引。）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殿中省》“宫官。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条：“尚宫二人，正五品。司记二人，正六品。典记二人，正七品。掌记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正七品。典言二人，正八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尚宫职，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文簿，皆印署之。司记掌印，凡宫内诸司簿书出入目录，审而付行焉。典记佐之，女史掌执文书。司言掌宣传启奏。”

　　按：白居易《中书寓直》、《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为唐穆宗长庆元年（８２１年）为知制诰时所作，《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十六韵》为长庆二年为中书舍人时所作[8]。
。白居易此相关诗文、李肇《翰林志》、王建《宫词》所述，皆是关于词头草拟、行出之第一手文献材料。　　由以上文献材料可知，第一，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称为词头。（白居易《中书寓直》“病对词头愧彩笔”，自述作为中书舍人所从事之日常工作，是依据词头起草制敕。）

　　词头内容即皇帝旨意之来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依据臣僚奏议，或君臣共同商议而提出的决策，一类是皇帝自己的决策。此在唐代史料中习见。如上所述，词头所述皇帝旨意，无论是何种来源，都仅仅是决策草案，亦即制敕原始草案，只有经过中书、门下程序审查通过，始得以成立为制敕。

　　第二，词头系由女宫官在皇帝面前所起草。（《旧唐书"职官志三"殿中省》：“女史掌执文书”。王建《宫词》“内人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玉按边，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 “内人”即女史之类宫官，诗言女宫官在皇帝面前连夜草拟词头，清晨词头行出中禁。）

　　第三，词头文字极为简略，仅为旨意梗概。（如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所述:
“‘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右今日宰相送词头。”词头文字即是只述及某人自某职迁某职。）

　　第四，词头通常于清晨自中禁行出閤门[9]，送至中书省。（王建《宫词》“红蜡烛前呈草
本，平明舁出閤门宣”，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表明正常程序为词头自中禁行出閤门，进入中书、门下两省运作程序。）

　　宋洪遵编《翰苑丛书》卷下《翰苑遗事》引宋王宇《玉堂赐笔砚记》：“国朝因仍旧制。翰林学士分日递直夜，入宿以备著撰。……御药入院，以客礼见，探怀出御封，屏吏启缄，即词头也。”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本朝二"法制》：“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天子亦颇礼之，或赐之坐，不系嫔御。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王宇《玉堂赐笔砚记》所述词头行出，及《朱子语类》所述宫中女官起草制敕原始草案亦即词头，虽为宋代之事，实际则同于唐代。唯王宇所述词头是送至翰林院，此与中唐以前情况有所不同，中唐以前，由中书省起草制敕，故词头送至中书省；中唐以后，由中书省或翰林院起草制敕，故词头送至中书省或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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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影印绍兴初浙江翻刻二王本残本卷一，卷十七至二十及补遗、绍兴三年建康府学吴若翻刻二王本残本卷十至十二、毛晋毛扆父子影宋钞本残卷卷二至九，卷十三至十六，１９５７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续古逸丛书》影印本，第１３４页。
[2]关于旧题宋王洙《注杜诗》实为宋邓忠臣杜诗注，请参阅梅新林《杜诗伪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学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关于邓忠臣杜诗注何以被改名为王洙注，请参阅本书《邓忠臣注杜诗考》。
[3]邓忠臣注所载“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亲”，表示杜甫因再次触怒肃宗而被放归，较《新唐书·杜甫传》所载“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更为明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杜甫传》则不载放归一事。邓注或参考了北宋尚存的如《肃宗实录》这样的的唐代原始文献。
[4]台湾学者毛汉光《唐代给事中之分析》：“按当时中国乃君主专制政体，并无立法机关，制书、敕书即是法律，给事中之封驳权，乃是给事中涉及立法权之明语。”（《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０９页。）毛汉光教授所言甚有见地。似可补充两点：第一，就唐代中书、门下制度正常运作时而言，唐代政体并不能简单地称为君主专制政体。既然门下省参与掌握决策权、立法权，既然君主并不能全部掌握决策权、立法权，则径称之为君主专制，不尽符合事实。或可称之为开明君主政体。第二，就唐代君主破坏中书、门下制度时而言，则唐代政体仍可称为君主专制政体。判断唐代政体的性质，似应根据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而论。
[5]据唐代文献，唐中书省职官、尚书省职官亦可以封驳制敕词头和制敕，虽然此并非其主要职能。《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台省部·封驳》类载“贾至为中书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令于河东承光军效力，至上封事执之”，即是中书省职官封驳制敕词头之例证。《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郑馀庆传》载宪宗时，馀庆拜兵部尚书，再为相，“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馀庆执之封还”，则是尚书省封驳制敕之例证。
[6]武则天光宅元年（６８４年）九月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二月改回（《资治通鉴》卷二百八）。
[7]宋代洪遵编《翰苑丛书》，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
　　李肇《翰林志》此段文字全文为：“答疏于王公，则用‘皇帝行宝’。劳来勋贤，则用‘皇帝之宝’。徵召臣下，则用‘皇帝信宝’。答四夷书，则用‘天子行宝’。抚慰蛮夷，则用‘天子之宝’。发蕃国兵，则用‘天子信宝’。并甲令之定制也。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此段文字涉及唐代制敕分为常行制敕和特种制敕，考释如下。
　　按《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封禅则用之。‘皇帝行玺’，封命诸侯及三师、三公，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侯及三师、三公书，则用之。‘皇帝信玺’，徵诸夏兵，则用之。‘天子行玺’，封命蕃国之君，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蕃国之君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徵蕃国兵，则用之。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之印。”
　　复按《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掌天子之八宝”条：“八宝：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授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祗。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徵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蕃国兵则用之。”无《隋志》“常行诏敕”二句。
　　按：唐承隋制。隋之内史省，即唐之中书省。据《大唐六典》，参《隋志》“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之印”，可知唐代制度，常行制敕是用中书门下之印。
　　李肇言“六宝”，而不言“八宝”，是指除去神宝、授命宝的其馀六宝而言。因为神宝“宝而不用”，授命宝用于封禅。“六宝”是用于特种制敕。
　　李翰批评“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是因为按唐代制度，所有制敕，包括用六宝的特种制敕和用中书门下之印的常行制敕，都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程序。
　　李肇何以不言“不用中书门下之印”？则是因为，举出特种制敕当用天子六宝而不用，则常行制敕当用中书门下之印而不用，已不言可知。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穆宗长庆元年条，长庆二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第１２３～１２４页，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9]按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宫城》条：“太极殿者，朔望视朝之所也。……殿门曰太极门。门之两庑为东西閤门，两廊为左右延明门。左延明门外为门下省，……右延明门外为中书省，为舍人院。”徐松于“门之两庑为东西閤门”句下注：“按閤门可转北入两仪殿，太宗时以此为入閤。若东内，则以入紫宸为入閤。”同书卷一《西京·大明宫》条：“宣政殿，天子常朝所也。……其内两廊为日华门、月华门。日华门外为门下省，……月华门外为中书省。……宣政殿后为紫宸殿，殿门曰紫宸门，天子便殿也。不御宣政而御便殿曰‘入閤’。”
　　自唐高宗龙朔三年（６６３年）以后，东内大明宫取代西内太极宫，成为唐朝主要宫廷，除玄宗居住听政于兴庆宫外，诸帝皆居住听政于大明宫。王建《宫词》“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此“閤门”即指紫宸殿门。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此“中禁”即指紫宸殿以北，是皇帝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