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泰斗狄百瑞的风格

刘梦溪

    我在哈佛的研究计划结束之后，又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周。我感到高兴的是，居然有机会与堪称费正清第二的美国中国学泰斗级人物狄百瑞教授作了访谈。这要感谢哥大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以及商伟教授。他们把一切都提前安排好了。

    访谈时间在1999年3月4日下午2时，地点是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的办公室。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明的对话问题，包括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儒家思想的对话，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和现代的对话。采取的方式是经典会读，九十年代初期会读《荀子》，我在哥大的时候会读《孝经》。但他追寻的学术目标则是所研究的问题必须与现代性直接相关。

    他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有声望的儒者，力倡以“天下”为己任。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做。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参加他主持的《孝经》会读，但他大驾光临的一场东亚儒学研讨会我却幸运地躬逢其盛。主讲人是英国一位女教授，特地从伦敦飞来纽约，下飞机就来到了会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韩国的儒学问题。她准备的讲稿大约只讲了三分之一，坐在长形会议桌另一端的狄百瑞便打断了她，问她有一本书看过没有。我看到女教授摇头表示没有读过，于是狄百瑞开始了他的论说。他讲的时候，会场的空气变得格外凝重。足有十多分钟他的话讲完，然后拿起文件包转身就离开会场。

    我的观感是由于不悦他才中途退席，但坐在我旁边的王海龙先生说，这就是他的风格。幸亏主持人宣布研讨会继续进行，并对狄先生离开的理由作了适当的解释，满面红晕而又不知所措的女演讲人才逐渐摆脱尴尬。

    这让我想起有“老虎”之称的傅斯年。当年傅斯年主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由于大气磅礴，风格独断，人们称他为“傅老虎”。但“老虎”归“老虎”，史语所的那些学问不可一世的大专家，一个个矜服如仪，无有二词。陈寅恪与傅的交谊尤厚，1927年就赞许他：“天下英雄独使君。”晚年得知傅在台湾突然病逝的消息，也有诗记其事：“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还是把傅斯年和“王者”联系起来。无独有偶，199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在接受我访谈对话的时候，我们谈起费正清，他也说费氏一向有“西方皇帝”的说法。我从狄百瑞身上似乎看到了“老虎”傅斯年或者“西方皇帝”费正清的某些影子。

    但当我和狄百瑞教授在他的办公室访谈时，我看到的是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思考，以及对他所关注的问题的沉醉和不容置辩。我的《经典会读和儒家传统》一文，就是我们那次访谈对话的纪录。他生于1919年，当时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思想和锋芒证明他仍然很年轻。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及区域中心主任、大学教务会执委会主席和哥大副校长等要职，但繁忙的行政似乎并没有对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构成影响，一生著述宏富，书生本色未改。

    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评价的：“狄百瑞先生之本色是书生，学术是他最根本的趣旨，故无论教育行政如何繁重， 他在学术研究上数十年如一日， 从未间断， 是以著述不辍，质量皆富。” （参见金耀基著《中国的自由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138）。狄氏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目前还不是很多，特别是访谈中他向我提到的近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一个儒家社群主义视角》，另外还有《儒教的困境》和《等待天亮》两本他自己颇看重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和中文读者见面。

    只要看看《等待天亮》一书他具列的献给中国学者的名字，就明白他对中国儒学的当代建构寄予怎样的厚望。这些名字是：梁方仲、胡适、冯友兰、钱穆、唐君毅和陈荣捷。1994年当他为何兆武先生翻译的他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的中文本撰写序言时，再次具列了这些名字。（《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