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翻译研究把翻译看作一种工具，重视翻译中的技巧问题。发展到今天，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受到翻译研究者的重视。翻译已经不再是语言转换的工具，它已成为一门有自主性的学科。人们不仅关注翻译技巧，也关注翻译中的文化传递、读者反映等问题。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一直被当作一个翻译技巧问题看待，直到现代翻译学的逐步建立以及现代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这个问题的讨论才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文化意象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等很多因素有关，一般说来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性。文化意象有多种表现形式，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列举了以下几类：它可以是一个民族的传说、早期的图腾崇拜；可以是一种植物，如汉语里的松树（象征坚韧）、菊花（象征高洁）；可以是成语、谚语、俗语、典故，如“说曹操，曹操到”；可以是一种动物，如汉语里蝙蝠代表吉祥，英语里兔子代表胆小；它还可以是某个数字，如汉语里的“九”代表多或是尊贵，英语里13代表不祥。在文学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不免会遇到文化意象的空缺和错位，再加上某些译者的主观因素，文化意象的失落在翻译中几乎再所难免。《译介学》一书中提到捷克翻译理论家对文化意象翻译弊病的分类；“意象常常被略去不译”、“意象被译者解释、引申而遭破坏”、“一个新鲜意象常常被陈旧、平庸的意象取代”，这些做法无疑会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下文以汉诗英译为例，试对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作个全面的阐释。

意象被略去不译的现象在古诗翻译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诗歌本就是浓缩的精华，诗歌总是希望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含义，因此典故的运用非常多，在中国古诗中这个现象尤其突出。这对译者，尤其是外国译者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为例，原诗为：“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此诗中包含两个人名和一个地名，虽字数不多但含义丰富。杜甫初逢李龟年，正值开元全盛时期。当时王公贵族喜好文艺，因此杜甫得到歧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请，在他们的府邸欣赏到李龟年的表演。几十年后他们相逢在江南，然而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已经从繁荣走进了衰败，虽风景依旧然繁华不再，饱含了杜甫对昔日盛世的无限眷恋。Bynner的 译文中省去了这几个人名、地名，Jenynsde的译文则保留了所有的人名、地名。二者的译文分别是：

Bynner:I meet often when you were visiting princes，

       And when you were playing in the noblemen’s halls,

       Spring passes…far down the river now.

       I find you alone under falling petals.

Jenyns : In the old days I saw you at the palace of the prince of Chi,

       And I often heard you before the halls of Tsui Chiu.

       South of Yangtze it is still peaceful and the scenery is good,

       And now in the time of falling blossoms I meet you again.

虽然有评论认为Jenyns 的译文太生硬\死板，Bynner的译文“抓住了作者的创作个性”，更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感情，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Bynner的译文中很多文化意象失落了，尤其是第三句“正是江南好风景”，Bynner可以说是完全抛开了原作，变翻译为个人的创作了。“江南”这个象征繁华的意象已无处可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Fletcher翻译张九龄的《自君之出矣》时就把“残机”这个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化意象略去了，Bynner翻译韦应物的《夕次于台县》时省去了“秦关”这个象征边塞和征战的文化意象，Giles把元稹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译为：

on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sits down and tells of bygone hours.

很明显译者略去了“玄宗”这个意象，如果不看原诗只看译文，有谁会知道是说的唐玄宗呢？从上面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汉诗中这些易被译者抛弃的意象多跟原诗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要把这些完全民族的东西移植到另一个民族的语境中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很多译者选择了略去难懂的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失落的第二种表现——被译者解释、引申而遭破坏，这个现象出现大多也是因为译者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阅读水平而产生。如张泌的《寄人》一诗：“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有人译为：

When you’re gone, in my dream I linger you know where…“谢家”这个意象被引申为“你知道的地方”。虽然意思出来了，但“谢家”这个象征名门望族的文化意象却失落了。

有时译者用译文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取代原文里读者陌生的文化意象，也会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如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书中提到的用“入境问俗”翻译when in Rome, do as Romans do，用“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翻译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在英译汉诗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李白的《忆东山》：“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Fletcher把它译为:

To Tung Shan cave so long I have not been!

How often have its roses filled with bloom!

Its silver clouds all pass away unseen,

Descends Diana there?… To visit whom?

原文中的“明月”被diana 取代，而diana 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此时却出现在李白这个中国诗人的诗中！

再有张诂的：“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许渊冲译为：

Home-sick a thousand miles away,

Shut in the palace twenty years.

Singing the dying swan’s sweet lay,

Oh! How can she hold back her tears.

《何满子》是中国唐朝的歌曲，而“天鹅的绝唱”却上西方文化中的典故。译者想必是为了让西方读者容易理解，所以用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意象取代了汉语中的典故，原诗中的文化意象在替代中无疑失落了。

造成文化意象失落的原因很多，笔者根据上文的事例举证概括了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民族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历史传统、社会习俗，如前面提到的张九龄《自君之出矣》，译者抛弃了“残机”这个意象，很可能跟译语环境中缺乏家庭手工织布的社会环境有关。还有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Bynner译为There is a gleam of green in an old bottle,译文中抛弃了“绿蚁”这个意象，而这个意象正是中国特有的酒文化的产物。再比如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在Fletcher和许渊冲得译文中“辽西”这个文化意象都被省略了，大概就是出于照顾译文读者的需要，但实际上，“辽西”这个意象在原诗中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地名，它还代表了战场，代表了征战未归的士兵。

文化意象的失落还可能因为原文与译文所在国家的不同地理位置以及自然环境、气候等因素而产生。如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提到的John Turner翻译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诗，他译为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 go，原文中的三月被译为“四月”，大概就是因为在译文所在的国家，三月仍然非常寒冷，难以见到繁花盛开的景象，所以译者想当然地把三月改成了四月。相似的例子还有Giles翻译杨巨源的《城东早春》，他把“诗家清景在新春”译为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在英国五月初十早春，但五月初在中国已经是暮春了！这或许就是因为译者没有考虑到中国和欧洲的自然气候差异吧。

当然，文化意象的失落还可能完全由译者导致，如前面提到的，有的译者持意译观，他在翻译中很可能就会只保留意思而舍弃某些文化意象；或是译者为了照顾译文读者的需要，让译文明白易懂而舍弃原文不容易懂的文化意象，或使用译文语境中的文化意象替代原意象。

最后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呢？它是如此频繁地出现，似乎不可避免，而且有的典故类的文化意象几乎是不可译！在中国传统的翻译观里，一向对内容的重视超过形式，认为只要意思对了形式可以改变甚至抛弃原形式重新组合。随着现代翻译学的发展，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讨有了新的发展，如有研究者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为了方便读者接受，可以丢失原文中读者不熟悉的文化意象。如许渊冲在翻译杜牧的《清明》一诗时就抛弃了原文中“清明”这个文化意象，虽然他也知道这个意象在原文中很重要，但考虑到西方读者不了解中国的清明节，他还是舍弃了这个重要的文化意象。

还有研究者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提出了保留原文文化意象的意见。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重点谈到这个观点。他认为原文中的文化意象不光在含义上应该传达，外在的形象也应该保留并传达到译文中来。传达原文中的恩华意象不仅是一种翻译技巧，更是译者的职责所在。而且随着翻译学向文化的转向，持这个观点的翻译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对看待和处理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问题可以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