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实惠，不用抛送秋波，况且秋波也是要用银子包装好才可能真实有效，否则看也是白看。如果是天上的馅饼掉在你头上，馅不少，还捎带有一圈油渍渍的光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前些天我因《长调》获了夏衍文学奖，这是原来的叫法，现在叫做夏衍杯政府采购优秀剧本。一个沉甸甸夏衍铜像，和一份不薄的奖金。很实惠。过去我们习惯叫做这个大奖那个大奖，这个家，那个家，虚头巴脑，拼命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人家港台的称呼就好，叫做艺人，你要非叫他艺术家他跟你急，认为你成心损他。心态放得平。我们不是，你不叫他什么什么家就是不尊重他，你不说他就给自己命名，比如，自称电影人，电视人，更有甚者叫做五粮液人（电视里看到的，豪迈得很），好像我们就是为某事业而生，必须贴一个标签才能确认自己的价值，有点滑稽，也狂妄。所以政府取消了文学奖这三个字是一种进步。否则每年我们要评多少大奖，出多少大家，乌泱乌泱的，吓死人了。

我不是得了便宜卖乖，有意显摆，不，显摆的心理也是有的。因为馅饼砸在我的头上而没砸在你的头上不全是偶然，也有一点必然的因素。老老实实地说，这个剧本写的很主流，比较完整。但并不好。寄出去的时候没有指望它被选中。它被选中就有被选中的道理和运气。后来我修改了许多，觉得大致算对得起自己。今天我和导演说，我们是为《长调》唱一首挽歌，不要认为蒙古族长调被联合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露脸的事，需要保护就说明它正在消亡，或者遭受破坏。拍这个电影不是歌颂长调，而是描述它的现实处境。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是想要歌颂它，包装它，推广它，效果恰恰相反。修长城就是例子，好看了，旅游的人多了，但此长城已非彼长城。可是不修呢？眼看着它在岁月中破损颓败也是心疼。这还是看得见的。蒙古长调不然，它还不仅仅在形式上，是某种特殊的演唱方法，而是背后的蒙古文化，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如果它被误解，或者变异、丧失，表面上不容易察觉出来，也无法补救。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好多方面，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动物，他一旦爱上谁，就想方设法地打扮她，拿来炫耀。忍不住。理智一点呢，最好让他或者她保持原来的样子，但问题来了：我们的爱如何体现？还有接下来的问题，我们的爱是真的爱吗？

未修改的剧本写的是一位长调歌手经历了困苦，回归家乡汲取了力量，最终演出获得成功。修改后的剧本是她最终找到了迷失的自己，仅此而已。获奖的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