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固执的认为，一个人对异性的趣味决定了他的审美倾向。这个观点不仅适合于日常生活的判断，也同样可以用来判断艺术创作，前提是，那个创作者必须足够诚实。顾长卫的电影《孔雀》可以算做他诚实的内心写照。老实说，这部片子的叙事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摄影自当别论），真正值得关注并且耐琢磨的只有片中的女主角高卫红。谁都看得出，她就是顾导演心中的孔雀，导演最用心力的地方。其实，何止顾导演，许多自称喜欢《孔雀》，并为之感动的人，目光大都集中在这位女主角身上。这些观众中有五十年代出生的，也有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是说，这样的女性已经使我们心仪了二、三十年了，可惜我们从前很少把她完整、准确地表现出来。今天，顾长卫作为一个五十年代出生的男性导演恰好具备了这个机会和能力。

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片中的女主角高卫红：她并不漂亮（当然是导演有意为之，比她漂亮的女演员有得是），也不生动活泼；有些清高，落落寡合。对了，清高和落落寡合正是她的基本气质，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即使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千人一面的社会环境里，你仍然一眼就能把她认出来：与生俱来的孤傲、不流俗，怀揣着没来由的梦想，并准备为之奉献一切。不幸的是，她偏偏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里；没有钱、权力和艺术气氛，也就是说，她自命不凡的清高既无来由，也无落处。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导演惟恐观众看不明白，一开始就让她怀抱着一个手风琴（比塞给她一本《简爱》高明，但功能是一样的），而对已经滚开了的水壶置之不理。生活是那样平凡，单调、沉闷。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从天而降的伞兵。降落伞像无数花朵一样在空旷寂寥的天空中漂浮着，是片子中顾导演最富诗意的镜头。然后，一位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兵哥哥”从天而降，用标准的普通话对她说“你好”和“再见”（在那个时代！）。这个情节设计犹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很像一个天作之合的开头。不同的是，片中女主角并没有贾宝玉那样显赫的出身。因此她决定报名去当伞兵，唯有这样才能过上真正属于她的生活，当伞兵是她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唯一机会。这次，她一反常态显得主动而热情，居然抛开往日的清高偷钱去送礼。当然她碰壁了，在这种俗事上她注定不如别人高明，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姑娘穿上了绿军装（高贵的绿色），登上了幸福的卡车。这时高卫红表现出来的嫉妒真是深入骨髓，苦不堪言啊！这将意味着，她此后所有的日子都将是“生活在别处”。至少让观众感觉到，像她这样的女性在药厂刷瓶子实在太委屈了！还有就是，与那位兵哥哥相比，今后她无论嫁给谁，都不可能般配。

这时候，果子出现了。当高卫红痴迷地拽着降落伞在大街上疯跑的时候，果子看到并迷上了她。果子的出场方式很像一个不良青年——那时候的不良青年即是一种独立、边缘的象征。这类青年的目光不代表主流，而更像一种艺术鉴赏，能够发现超越时代的美和浪漫。其实细想一下就知道，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顾导演自己。那个别出心裁的场面设计——高卫红孔雀开屏一样在闹市中张开梦一样的降落伞（她自己制作的）。这种毫无来由的浪漫即此类男性一相情愿的梦境。剧情是不是需要没关系，人物行为是否合理也不要紧，但高卫红必须浪漫起来，超凡脱俗。这是他们——五十年代出生的另类男性目光的需要，是他们投射于内心的幻影，他们喜欢这样的女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女人做出这样出格的事。否则就觉得不过瘾，不开心。所以，作为导演替身的果子必须有所行动。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他知道自己配她不上，非得耍点小流氓的伎俩才能得逞。他藏了她的降落伞，以此为由，将高卫红引进小树林中。高卫红如约来了，她不怕这样的小流氓，就如她从来就看不起他一样。于是果子就刁难她。他为什么要刁难这样的女子呢？并不是存心想要沾对方的便宜，而是好奇，想看看她的清高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特殊的东西。这才是他迷恋她的主要原因。他不是流氓，他只是在高卫红这样的女性视野之外的一个另类男性；他渴望接近她，了解她；他知道他永远不能将这样的女性据为己有。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对方的眼睛里只能是流氓。果然，高卫红主动脱了裤子（真叫人惊愕！）。果子吓傻了，不知所措，一枪打在了自己脚上。我们可以想见，以当时那种情境，肯定不是果子没有非礼的欲望和胆量，而是顾导演舍不得糟蹋自己。他不是真流氓，她给他的并不是他想要看到的东西。对这样的女子，顾长卫们一向都是充满欲望，同时又心怀恐惧。他们是明白人，他们愿意为高卫红去做任何事情（譬如去打架），却不敢奢望与她厮守终生。他从没有表达这样的愿望和做这种努力，他本能地知道那将是一场灾难，一个虚无。因为他不是她的梦中情人，不是飘在天上的兵哥哥。那时候的他们不正统也不入流，还不具备表达爱意的资格，只能偷偷窥探或者默默期待，把这只与众不同的孔雀深藏在心里，如同怀揣着一个中国版的，本土的“简.爱”。

一般的女性都是男性目光设计出来的。与众不同的女性背后必定有与众不同的男性。

记得在那个年代，有一幅著名的油画叫做《海燕》。画面上是一位电话女兵在暴风雨中呼喊“我是海燕”。她扎着锅刷子小辫，立在电线杆上，体态丰满，面色红润，可谓英姿飒爽。这位“海燕”曾经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的审美标准。准确地说，她就是那个时期的集体男性目光塑造出来的大众情人：健康、豪爽、单纯、热情：战友加妻子的女性形象。与海燕不同，处于同一时代的高卫红却不苟言笑，瘦弱，内向；有一点点伤感，一点点茫然；有一点点过分自尊造成的神经质，一点点小布尔乔亚的任性——一只我们艺术创作的人物长廊不可多得的“病孔雀”。她以另一种姿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另一面。三十年前，她以这种病态美吸引了顾长卫们的目光和欲望，构成了他们对女性美的审视倾向。与其说他们倾心这种美，不如说是出于对海燕的反感而造成的叛逆性目光转移。从视觉上看，片中的女工陶金玲才是真正的大美女，她比高卫红漂亮，健康，外向。但因过于狐媚，注定了悲惨的下场（传统的模式化概念），当她醉酒而泣时，不仅不令人同情，甚至让人厌恶。另外两位女性——高卫红的弟妹和嫂子（倒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不是轻贱就是粗俗，一样不讨人喜欢。唯此不够，编导还有意设计她们一个带了孩子，一个是瘸子。这样就把她们从观众的视野中彻底排除了（何等霸道）。剩下的还有谁呢？只有高卫红，好像唯有高卫红的美才能征服人心，而在当时恰恰被公众忽略了。因为她太个别了，就连青春期的顾长卫们也不敢将目光直接指向她。他们对她的关注，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种暗恋。那时候这帮青年人并不起眼，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远离政治旋涡，大部分兴趣是在某个角落里翻看《外国民歌二百首》，或者玩玩相机，弄弄画笔之类。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些“小三门”，被他们一不留神弄出了名堂，昔日的文艺青年成了今天的大师，时代的精英。

或许高卫红早有预感。经过漫长的年月，她在他们闪烁曲折的目光下逐渐成形，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身影植根在这些人神经网络的深层。可是，心有灵犀的高卫红在被制造出来之后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深藏在大师的心里被蒙上了灰尘。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顾长卫们在成为大师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注意力总是集中在诸如现代、先锋、各种思潮和时尚的焦点部位，频繁地实验着各自的艺术梦想。一切都在变。不变的只是回忆。不，回忆也在变，因为我们要和世界接轨。

当我们的目光在搜索更新鲜、更靓丽的颜色时，高卫红被束之高阁，淡忘了。似乎那种美已经过时了，不存在了。其实不然，她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没有随海燕的身影一起退场，她们执拗而矜持地等待着，等待再次被发现，被观看，被欣赏——更多的人，更年轻的人，不同时代，不同种族的人。谢天谢地，幸亏还有一个顾长卫，三十年后让我们聚集在黑暗中，再次回到了那个年代。影片中，我们看到久违了的高卫红还在那里苦等，满怀着希望。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天她果真在街市看到了当年从天而降的那位兵哥哥——她的初恋情人。但此时的他居然是一个极其凡庸的男人，而且根本不认识她。完全不记得。这个男人神不守舍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了出去，茫然地注视着热闹的街市，然后就带着他更加凡庸的妻子在纷乱的人群中消失了。高卫红能说什么呢？失望？还是沮丧？都不是，她觉得自己被骗了，难道她不是为他们而生的吗？她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为了获得他们多情的一瞥或者内心的激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莫非他们曾经有过，现在变了？或者他们原本就是她自己臆想出来的？她根据什么臆想出了如此这般的男人？而且把自己一生的梦想和幸福都寄存在他的身上？太荒谬了！太残酷了！太让人伤心了！这个高卫红——我们本土的国产的简爱，如此可怜又可悲。她痛彻心肺的哭声穿过了三十年光阴，在今天突然打动了我们。多么熟悉呀，她是我们曾经的偶像，我们不可治愈的疾病。应该说，这个疾病滋养过我们，也败坏了我们。我们假借“精英”的目光造就了这只“病孔雀”，同时也把病根留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回想一下吧，其实，自伤痕文学以来，我们创作的诸多女性形象中总有她的身影在闪现，或多或少。事实是，这只孔雀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旧梦，今天它以高卫红的名义出现在银幕上不是偶然的，它通过顾长卫的镜头重新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是的，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如同一次旧病复发。

                                    200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