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主要对贾平凹故乡的地域文化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贾氏的故乡商洛山地，既有中原文化的儒性平和，还有楚文化的神秘浪漫，影响到贾平凹的文艺气质，就非单纯“慷慨悲壮”之北方气质，也非单纯“柔美宛转”之南方风格，有多元文化的影响。本节主要论述作家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地域文化从哪些方面影响和制约作家的创作。具体到贾平凹与商洛文化的关系方面，商洛文化深深地影响贾平凹的艺术气质、美学风格甚至语言选择。

一、地域文化影响文学风格

作者写作时间愈久，地域文化因素对作者的影响就愈鲜明。这里的地域文化因素，主要指人文地理环境，包括作者出生地的自然风光，该地所处区域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风俗习惯，作者耳濡目染的当地的文化艺术风气，以及浮现于当地人言谈举止之中的文化价值观念等，这些作者最初接触到的地域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作者的性格，影响作者的文学艺术气质，左右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地域文化类似文学基因，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作者身上。但凡优秀的作者，其身上地域文化的因素都会很鲜明，比如鲁迅之于浙江绍兴，鲁迅先生的犀利文笔源自“浙东地区有仇必报的血性型地域文化”①；沈从文散文化的抒情笔墨，与湘西文化远离儒家文明的道德规范，强调人的天性、张扬人的野性有关；莫言作品的气势磅礴与山东齐文化的浪漫恣肆有关，与燕齐之地崇尚慷慨悲歌的英雄志士有关。

贾平凹自开始写作，就致力于以商洛为基地，建造商州艺术世界。贾平凹的商州艺术世界中，人物的神气语言、事件的因缘结局、方言俗语的运用等，都有商洛特色和地域味道。贾氏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地域和文学风格的关系，在《“卧虎”说》中，贾平凹初看到这只“卧虎”，就认为其是唯一的艺术妙品，他敏感地认识到，“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土，拙厚、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一个人的文风与性格统一了，才能写得得心应手；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才能写得入情入味。”①这段话说明山川地理不仅直接影响作者性格，还会制约一地的文学风格。地域文化塑造作者性格，性格的差异会导致文风的殊异，文学风格受制于地方的风俗文化。真正好的作家，往往是文化风俗与个人性格以及文学风格的一致。自古以来，地域文化影响文学风格，《诗经·秦风·无衣》中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歌颂的是同仇敌忾，英勇善战的秦地士兵，这是因为秦地地理环境“迫近戎狄”而要修习战备；《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诗人浓烈的感情、诡秘浪漫的手法，与奇幻神秘的巫鬼文化融为一体，是地方文化、个人性格和文学风格融为一体的代表作品。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阐明了地域与文学风格的关系：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②

地域文化影响文学风格，古来有之。贾平凹地处的商洛山地，南北文化兼具，既有秦文化的奋发进取，中原文化的儒性平和，还有楚文化的神秘浪漫，多元文化影响贾平凹的文艺气质，其白描化的文学语言多韵味，多想象，这恰如秦岭南麓的山水，变幻多姿，既有刚硬的思想交流，也有婉转的似水柔情；其笔下的人物，男子多憨厚质朴、性格固执，这恰如山地人因物质的贫瘠造成的坚持的个性；其笔下的女子，柔美居多，这是清明山水的外化。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充满魔幻和神秘意味，这与商洛重祭祀、信鬼神的楚文化遗存有关；贾氏的文学语言多方言古语，这也是商洛风兼秦楚，人杂南北地域文化的赐予。地域文化如同血脉遗传，影响和制约着贾氏的文学创作。

二、自然地理与作家的艺术气质

    商洛山地，自然环境兼有山之雄水之秀，钟灵毓秀的环境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也能培养人的悟性。贾氏性格敏感多情，其质源于商洛山川地理之赋予。这种天性中对自然的亲近，对个人性情的体悟，使得贾氏早期作品远离主流文学思潮，评论家称其作品的风格形成得益于故乡的山水与明月，周政保在《忧柔的月光——贾平凹散文的阅读笔记》中用“忧柔的月光”①来说明贾氏文学作品的抒情特色，贾氏在处理诸如时代改革和历史发展等现实题材时，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个人情感和体悟，如忧柔的月光弥漫。贾氏早期作品抒情性鲜明，我们略举其早期散文中的几段描写水与月的段落，即可感受到他作品中缠绵旖旎的水月风格。

这里的山，不是那北方的土山，但又不是南方的峻岭，它就是它的，秀丽的，玲珑剔透的，完全是一个性格外露的少年形象了。②

漫山到处便是竹子┄┄远远看去，一山都是绿，绿得浅，也绿得深。没有风的时候，绿得庄重，温柔，像端坐在堂上的少妇。微风掠过，就打一个酥酥的惊悸，一山都在羞怯怯地颤。③

这竹子从土里一长出来，就是一株歌子，它从地里吸收七个音儿，就长出一个节来，随便砍一截儿来做个箫儿吹吹，就发出无穷无尽的音乐的┄┄竹林里闪出一个姑娘，一捻儿的腰身，那一双小巧的脚一掂，站在了我的面前┄┄月亮已经淡淡地上来，那竹在淡淡的融，山在淡淡的融，我也在月和竹的银里、绿里淡淡地融了。④

“月亮是每个人的”，奶奶说。我们就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⑤

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较早发现贾平凹性格气质里的地域文化因素。费老先生认为：

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他虽然是一个小说作者，但就实质来说，他乃是一个诗人，他富有诗人的心肠和才情。①

陕师大教授梁颖认为，因为长江水系下南方文化的侵染，商州人相比关中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

笔者经过多年的跟读，发现贾氏从《浮躁》到《带灯》的写作，其作品都以当下的现实社会为背景，但却不是如陈平原所述的“补正史之阙”的史传文学，这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意象”观念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在写实的基础上，重在张扬作者的情感和想象，其创作可归入中国现代小说抒情文体一例。具体来说，贾氏小说中的抒情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贾氏善于营造抒情氛围，如《浮躁》州河的河流，《废都》中的埙音，《秦腔》中的秦腔曲谱和腔调，这些抒情意象在作品中的一线贯穿，营造出浓厚的抒情氛围；其次，贾氏通过叙事者的情感注入，来加强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诸如《秦腔》中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奏围绕虚拟的叙述者引生对秦腔演员白雪的痴情绝恋展开，涉及到的话语表述也缠绵而伤感；《带灯》中的叙事者带灯给元天亮的二十七封短信，更是浪漫抒情话语的直接表现。三是整体意象的象征手法，诸如“浮躁”“废都”“秦腔”“带灯”等题名都拓展了作品的意义象征空间，贾氏借助这样的抒情形式，营造出一个多情的话语世界。

贾氏的文学观念里，也强调文学、书法和绘画一样，最高境界都是表达情绪和思想。若和陕西作家陈忠实和路遥相比，贾平凹善于在小说作品中提炼意象，借象达意；陈忠实透入到历史文化的深处，塑造人物性格；路遥长于在时代变革中，思考人生的出路。三个作者三种不同的风格，若从地域文化的影响来分析，陈忠实地处中原，无山脉横立，中原文化风俗厚朴凝重，积淀深厚，不论作者还是作品人物，其性格都和沉郁凝重的地域文化相谐和；路遥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刚劲旷远，不论作者或作品人物都具有阳刚力量，恰于地方风物一致。贾平凹地处陕南山地，山地环境贫瘠，山民性多固执能忍耐，缺乏阳刚蓬勃的力量，却展示出一种自我奋斗的姿态，作者和作品人物阴柔大于阳刚，有一种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艺术魅力，这与商洛山地兼具南北的文化特征是分不开的。

同时，贾平凹性格中厚道实在、坚韧强毅的一面，与悠远奋进的秦文化和凝重质实的中原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贾平凹20岁以后，久居长安，酷爱茂陵的“卧虎”，喜读碑林的碑帖，向往大海的开阔，陶醉于大漠的苍茫，这些后天的文化熏陶，使贾氏多了些北方文学的厚重意味。贾氏的厚重在《废都》之后的作品中表现较鲜明，贾氏自觉剔去性格中的灵秀与柔媚，在散文中倡导大散文理论；在书画中主张去掉匠气和浮华，多一些厚重和苍茫；在小说中，贾平凹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意识。愈到后期，贾氏愈关注国计民生，愈强调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作品的主题也多现实的意味。《怀念狼》从批判现代性角度反思现代文明对传统朴素自然的农耕文化的破坏，《秦腔》和《高兴》则是作者在农耕文化衰落的当代背景下对农民命运的忧虑，对民族心理和个体人性失却文化根基的反思。在文学表现手法上，质实有余而灵动不足，这恰是北方文学自古以来的文学遗传。孙郁先生在《贾平凹的道行》中谈到：“不能从乡土世界飞腾出来，有时还趴在地下，灵动的传神的语境未能得到开掘”①。若从这方面看，地域文化有时候也会制约作者的艺术想象力。

三、民间巫术崇拜与人鬼神共通的艺术世界

    如上章所述，商洛山地庙宇众多，贾平凹的家门口就有两座并排的寺庙，一是二郎庙，一是关帝庙，在棣花周围，还有火神庙、土地庙、龙王庙、娘娘庙、山神庙，众多的寺庙，恰恰反映了这个地方民间宗教信仰尤盛。除了民间老百姓的英雄崇拜之外，这些民间信仰中多表现出山民对日、月、水、火、土等原始自然物象的崇拜，是古楚国巫楚文化在民间的遗存。巫楚文化在民间表现为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这在商洛山地民众的观念中尤为突出。山民在日常生活中，割眉放血，查看星象、占卜、祈雨、堪舆、踏坟等非常普遍，他们普遍信任阴阳先生，阴阳先生就如同原始的巫觋，可通鬼神的世界，小孩若是久病不愈，是要通过巫、觋来唤回孩子的灵魂。在贾平凹的观念里，神是被敬奉的鬼，鬼是被驱赶的神，神鬼是人意识世界的产物。尊重与敬奉神鬼是贾平凹自儿时便耳濡目染，已渗透到其精神世界中，也利于贾氏创造物我合一、神鬼同在的文艺世界。人鬼神兽在人们的意识世界中并行存在，容易滋生神奇鬼魅的文学和艺术想象。

 贾平凹对道家思想是膜拜的，老子是楚人，强调道法自然，强调虚静中养性。80年代创作伊始，贾氏就很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这一方面源于贾平凹性格敏感和内向，不擅和外面世界交流，专注于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从对故乡清明俊秀的自然的体悟中生发出他对老、庄的偏爱，在虚静中开启他内心深处的思维。贾氏早期创作的灵感多源于这种思维和情感的启悟。“我知道，夜色到来了，幽静到来了，爱该到来了”“我念的忘我，村人听的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如梦，风止月冥，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①“月亮是夜的太阳吧？夜本来是极黑的，夜的太阳出来了，黑里才有了白光。这树，是枯了吗？但昨天的风里，它并没有掉下来，它静静地在冬夜里，沉思了，默想了，或许在做一个长长的梦，梦见春天的花，春天的叶，春天的果呢”“黑黑的天空一轮月亮，那是夜的太阳，孤独的太阳，孤独的灵魂，冬夜从此不再漆黑。”②此类抒情，或感物抒情，或因物神思，物与我融为一体。贾氏作品中人与物是平等的，关于这方面的作品真是不胜枚举，诸如《关于树》《树佛》《六棵树》等，这或许是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影响贾平凹，使他能够以“物我同一”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的经历和人生的经验使其滤去了年少时的感情偏好，其对人生天地间的理解更为透彻和达观，老庄思想已成为其存在于世的思想之本。《我的故乡是商洛》中贾平凹发自肺腑的言语就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我总觉得，云是地的呼吸形成的，人是从地缝里冒出的气。商洛在秦之头，楚之尾，秦岭上空的鸟是丹江河里的鱼穿上了羽毛，丹江里的鱼是秦岭上空脱了羽毛的鸟，它们是天地间最自在的。我就是从商洛这块地方冒出的一股气，变幻着形态和色彩，所以我的人生观并不认为人到世界上是来受苦的。”①老庄思想其实和巫楚文化是相通的，中国远古的人类相信人、神、鬼之间可以相通，相信自然界中许多事物本来就有神性或灵性，这是一种颇具巫文化色彩的宇宙意识。

 楚文化属南方文化圈，如果说北方文化重在凝重典实，楚文化是奔放、飞跃、轻飘、流动的，滋生了老聃、庄子这样汪洋恣肆的想象力，也孕育着屈子、李白瑰奇浪漫的文学精神。楚国民间崇巫尚鬼，楚国民歌中充溢着祭祀鬼神之风，民歌代表老百姓的心声，人们普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神秘文化风行。敬鬼、信神、祭祀巫鬼的原始楚文化容易在山地遗存。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攘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②这样的环境背景和成长经验，有利于贾平凹浪漫抒情的文学气质的养成。首先，这种民间风习，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其次，这种因自然地理环境而衍生的富于神秘浪漫的地域文化特质也培养了其主观、灵动、富于想象的表现性文学艺术气质；再次，当小说中大量书写这些崇神、信巫、畏鬼的神秘性故事，它就弥漫于故事之中，产生独特的审美味道，造成似幻似真的魔幻氛围，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贾平凹，1985年以降的寻根作家，倾向于神秘叙事，鬼神文化本身具有的人鬼神的变异现象，更有利于营造一个似真实幻、似幻实真的超越现实的魔幻世界，神秘叙事强化了作者的写意趋向，以神鬼文化躯壳去表达自我情怀，这在贾平凹的《太白山记》以及《废都》之后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

四、方言土语与文学语言的根柢

了解地域文化，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了解这个地方的方言，也可以这样说，方言散落在民间，表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方言中蕴含着文化的因素。民间语言即方言土语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是有“根柢”的语言。有“根柢”方言能否成为文学语言，既与作者对方言的掌握情况有关，也与作者的文化立场与文学立场有关。

作者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语言，与作者所表现的对象有关，与作者的文学立场有关。从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来看，漫长的封建社会，文学语言的发声权力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创造了文言文，用文字遮蔽了言语，扼杀了老百姓发声的可能。鲁迅等五四时代的作家意识到要启蒙国人的思想，必须要接近老百姓的声音，在文字的运用上，就要选择更贴近老百姓的发声方式，即白话语言。但是鲁迅的白话文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是个人化的知识分子式的发声方式”①，鲁迅语言非是从老百姓生活中来，有知识分子腔调。寻根文学以来，随着民间世界在文学写作领域的扩大，作家们纷纷进入到乡野田间寻找文学语言的源头，莫言《檀香刑》、李锐《无风之树》、张炜《丑行与浪漫》和贾平凹《秦腔》等，都是方言意义上的写作。作家们信赖方言、俚语和俗语，“从几乎无意识地依靠一种混合型的语言背景撤退到有意识地依靠某种旗帜鲜明的单一的所谓民间语言传统”②，其实是作者语言选择的自觉表现。方言，这个生活语言的“根柢”，也成为文学语言的“根柢”，这表明文学写作者文化立场和文学立场的转变，知识分子普遍向老百姓的生活靠拢，普遍向老百姓发声方式的靠拢，将民间生活语言纳入到知识分子的写作过程中，随着民间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深入的展现，语言和语言所表现的对象才能够融合。

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用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和沟通的作者。贾平凹的日常用语除了久居西安，有西安本地方言，更多的是自儿时就耳濡目染的商洛方言。方言代替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从文学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情感的纽带，方言与故乡、童年等等过去生活的联系，是怀旧情结的表现，贾氏喜欢简朴生活、喜欢故乡的饮食洋芋糊汤等就是明证；其次，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不需要将方言转换成知识分子的语言，方言直接成为贾氏观察社会、审视人生、表现生活的手段，日常的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不需要转化和过渡，这样更能贴近老百姓的情感和生活，是贾氏民间语言立场的体现；第三，贾平凹自写作伊始，其文学世界始终以商洛作为写作的基础，商洛地方方言也能够更好的呈现地方的文化和地方人的情感和生活。最重要的一点，贾氏坚持用方言写作，恰说明其有清楚的语言观念和意识，在1985年后文学向民间挺进的过程中，贾氏对方言的认识和运用，是他积极拓展现代汉语写作的边界，为新文学白话语写作注入生机和活力。

方言土语是老百姓的生活语言，凝聚着千百年的乡野情趣，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丰富的语言资源。“在陕西，民间的许多方言土语，若写出来，恰都是上古雅语。这些上古雅语经过历史变迁，遗落在民间，变成了方言土语。”①贾氏意识到汉语语言的丰富性，借助古汉语和方言，传达古语中未曾被发现的具有丰富文化韵味的另一面。“现在许多名词，追究原意是十分丰富的，但在人们的意识里它却失去了原意，就得还原本来面目，使用它，赋予新意，语言也就活了。”②在贾氏的早期创作中，方言是其摆脱现代文人腔调的手段，方言土语散落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和作者笔下神秘悠远的商洛风情一起，成为贾氏早期小说的一道风景。以《秦腔》为例，贾平凹的写作可称为陕西方言写作，其小说《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中，方言土语自然成为其结构小说、叙述生活细节、表现人物的一部分，朴拙、自然的方言叙述，成为贾氏的语体风格。

贾氏的方言写作彰显其创作的特色，其对地方方言和土语的改造和运用，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方言土语作为与民间生活紧密联系的语言，拥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活力在于方言具有文化表征的价值和意义，通向的是远古的历史和深邃的民间，彰显着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用方言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对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话语中翻译腔调的摈弃，方言写作是作者借助文学手段传播汉语思维特点和文化特点的写作，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下，彰显中国文化和具有中国经验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