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提出"新左"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讨论

    人物周刊：您说自己一直不接受"新左"这个封号，为什么？

    汪晖：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提出"新左"这个概念，并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为了封你的口，因为"左"这个概念跟"文革"连在一起。当然，随着社会的分化，"左"这个概念的含义又发生变化了，很多人开始认同左翼。

    人物周刊：您认为自己"左"吗？

    汪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判断我们这个社会中是否出现了右翼化的潮流，是否出现了站在右翼的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潮流。如果存在着这样的右翼化潮流，我对此是采取批判的立场的。你如果看过我写的工厂调查，就可以知道我在这类社会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要了解我的立场，最好是看我自己写的著作和论文，很难用一个字来概括。此外，我个人的立场与《读书》也不是一回事。

    编辑与杂志之间不可能完全切割开来，但个人的立场与杂志的面貌不可以等同。你去看那些关于改革的文章，争论最大了，老、中、青，左、中、右，哪一种声音没有啊。在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刊物里面，有这样多种的声音吗？我并没有说《读书》没有自己的倾向。我坚持要把那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思想争论纳入《读书》当中，这当然是我的取向，但这个取向是能够容纳不同声音的取向。在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你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观点。这些争论通过《读书》发表出来，也许每一派都不满意，每一派都希望《读书》成为他的一个空间。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有质量的讨论，你有质量，右的左的都有可能推进，如果你没有质量，那就不行了。

    《读书》的讨论中有没有缺陷？有缺陷。最大的缺陷，我认为恰恰是为了平衡，我不得不把一些代表着某种观点或者某些群体，但质量还不够高的文章放到里面来。

    人物周刊：对于这种多少有些唐突的告别，您是否仍然觉得这11年是美好的？

    汪晖：我很难用"美好"来叙述，这个词太轻了。我觉得它"有意义"，也值得。编辑部的同事们也都会这样觉得，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很认真，才会这样来面对今天的变化，坚守在编辑工作的岗位上。在今天这样一个潮流里面，要认真，坚持这个认真，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您担心你们在《读书》确立的办刊方向今后会发生大的转变吗？

    汪晖：杂志不可能不变化，《读书》每个阶段都是变化的。11年来，我已经看到很多的变化，不只是在杂志，而且是在整个的思想氛围里面。今天的知识界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读书》也是参与、促成了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并不会因为我们离开了《读书》杂志，这个氛围就没有了。即使不以现在的方式，我和黄平也总会离开的，但《读书》的几位编辑还在，他们是优秀的编辑；中国的知识氛围还在。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在新的现实中发展这份杂志的传统，更好地走下去。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杂志，这样的杂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